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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当毛   万岁成为一个幽灵



1976年唐山大地震，28万人罹难，被欺骗的中国无人落泪。数十天后毛万岁一人驾崩，全中国人如丧考妣，恨不集体自尽给“他老人家”殉葬了去——“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进行启蒙，毛之后的那个党以书面形式宣布，彻底否定毛万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认定wen革是毛万岁的错误，认定wen革是毛的妻子江青和毛钦定接班人林彪等人的罪恶，以此使臭名昭著的中国wen革与毛万岁的罪恶彻底划清界限，洗清原罪的毛万岁得以以“永远正确光荣”继续雄踞唯一没有被毛万岁拆毁的天an门，继而爬上中国人的钞票。


　　堕落的天使往往比魔鬼更可怕。毛万岁既是这个政*的原罪，也是其无可回避的出处。投鼠忌器的官方对毛万岁的谅解和赦免，使毛时期长期个人崇拜的洗脑效果时不时死灰复燃。****之后，中国几乎所有的汽车司机都以挂毛万岁像章来避邪或避免车祸，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新迷信笑谈。


　　因为官方采取了“不争论”的投机回避政策，在经济取得后发性迅猛发展之后，政治的裸体在退潮之后现出原形。意识形态的沦陷与信仰的迷失使社会价值取向前所未有的混乱。一切向钱看，发展（财）是硬道理，使现实的功利主义和毛时期的革命理想主义形成强烈的反差。


　　与西方的议会政治和街头政治不同，网络是中国当下唯一可以体现一点言论自由的地方。在网上，挺毛与反毛旗鼓相当势不两立，甚至形成一种令人无法回避的政治分裂。在现实层面，因为言论话语的钳制，公开反毛为当局所不容许。因为社鼠不熏，故而挺毛的毛左们乘机大成气候。以忠孝文化与太监文化为核心，中国许多城市都屡屡出现唱红歌跳红舞演出样板戏等**闹剧，进而甚至公开为wen革和大跃进翻案。每年重点节假日，对毛万岁的怀念活动更是愈演愈烈。这中间，官方的政治投机行为使民间对历史人物研判进一步异化和庸俗化。


　　在毛的祖地韶山，官方耗资数亿的毛纪念馆堂而皇之的拔地而起。胡温当局对毛的高调怀念更为毛万岁思潮的复辟推波助澜。民间私立的毛纪念堂数不胜数，许多民间石匠和陶瓷作坊已经把毛万岁的塑像列为主打产品，其销量甚至超过关公和观世音。民间对毛万岁的宗教化走向已经远远超过毛时期对毛的个人崇拜和神化，这种膜拜是在官方刻意屏蔽真相和民众尚未启蒙的前提下普遍发生的。


　　与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wen革墓）的冷清阴森相反，天an门广场毛万岁纪念堂前总是络绎不绝排着巨龙长队，虽然不排斥一部分人是为免费看*体展，或把它当作一次长见识增加谈资的机会，但仍有相当多的人是“怀念伟大领袖毛 泽 东”。袁腾飞老师将其称为“中国的靖国神社”。可以断定，这座山寨版的“林肯纪念堂”将来还会存在下去，只不过会改个名字：“wen革博物馆”。


　　在河南各地有无数毛万岁纪念馆纪念碑纪念亭，许多是为1958-1961年毛万岁视察河南放卫星而建。当时河南饿死的农民无数，至今未见一处死难者纪念碑，倒是吹毛*舔毛*的铁证如山遍地都是。


　　当下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导致社会主流文化更加趋向太监文化，国学的咸鱼翻身使人觉得五四几乎从来没发生，中国人至今没有启蒙。在现政权有意无意的默许、纵容和倡导下，在一阵阵散发着尸臭的秦始皇热康熙热乾隆热郑和热中，邪恶的思想与势利的商业沆瀣一气，向中国人的骨子里继续灌输对帝王权力的屈膝、奴颜和向往。


　　因为缺失了资本主义所必然伴随的启蒙运动，中国至今仍然延续着深厚的帝王崇拜土壤。在后极权时代的当下，毛氏中世纪的历史真相仍没有完全揭开，更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清算，毛万岁的*体依然停在天an门广场，被当作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在这个大环境下，许多中国人心中崇拜毛的情结是不会解开的，而且官方对毛万岁的解释权是垄断的，是不能触动的，不可挑战的。


　　黑格尔说，历史总是重复发生的。邪恶的复辟在所难免，新纳粹、3K党虽然臭名昭著，但从来不乏簇拥者。我们身边也不乏铁杆毛主义者，他们动辄就会阴恻恻地会教训你：“你这样乱说话，你有这样的思想，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要是在wen革时期，你第一个就被抄家灭门了！”这些话绝不耸人听闻，而是毛骨悚然。


　　毛万岁在中国仍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他活着使中国人大义灭亲文攻武卫自相残杀，他死后仍可以使两个愤青互相大打出手。对毛万岁或正或邪的相反评价甚至可以使中国人分为魔道相峙的两个政治阵营，这种危险的社会撕裂正在愈演愈烈。官方基于自身合法性来源，屁股自然坐在挺毛方，但他们只接受毛的皇权思想和法家权谋，而害怕毛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主义，因此对毛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毛主义或者毛思想往往只停留的象征性层面，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愿意对其进行深入解读，毛更像一个四处飘荡无家可归的幽灵，而不是一个被人敬奉爱戴的神祗。


　　毛万岁固然已经成为当下新民族主义的旗帜。对那些已经沦落为当下社会底层的工农阶级来说，毛万岁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形象代言人和利益代言人。在一个缺少政治话语权的中国，一般民众只能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寻找话语权，已作鬼魂的毛万岁就被作为各方的护身符。对毛的解释权的争夺使毛万岁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这个毛已经与历史中的毛万岁毫无关联。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毛万岁。无论官方的《毛 泽 东传》还是民间单少杰的《毛 泽 东执政春秋》，真实的毛就是“轻诺延安，寡信北京，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无法无天”、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万岁。毛万岁常常把自己与史上开国皇帝相比，事实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家，或者说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阴险*君。他坚决反对相对平和宽容、具有知识分子色彩的儒家思想，更像是秦始皇和斯大林的杂*体，或者说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序言中说：“那种“以统治阶级代替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官僚统治从不相信自己的定数。”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在官僚政治阶级内部的恐怖统治。每一个官僚主义者整体上都依赖 由意识形态提供的重要的合法性印章，它确认了在所有官僚主义者不会被清算的社会主义者政体中集体参与的有效性。


　　作为靠枪杆子暴力和农民暴动夺得天下者，他是有许多过人之处，比如他在整人阳谋方面长袖善舞，阴柔之道厚黑学也烂熟于胸。因为空前**的*君作风，教授历史的袁腾飞老师甚至将毛万岁与斯大林、希特勒并列为三大人类恶魔，这与被毛万岁杀害的圣女林昭的判断是一致的。


　　毛万岁曾经的秘书李锐先生说：“不彻底清理毛 泽 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


　　中国2000多年专 制社会素有“君师合一”的传统，即政权领袖同时是精神领袖，而毛万岁将这种政治迷信发扬到了巅峰，所以袁腾飞老师说毛万岁不仅是最高权势的元首，更是神圣至上的教主。金庸在《笑傲江湖》（1966年）中以东方不败、任我行和岳不群的形象对此有过逼真的描写。教主比元首拥有更大的权势，因为他不仅占有人们的物质世界，还占有人的精神世界。政治一旦走火入魔，往往会异化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狂热宗教，使人被有目的地神化。但宗教与政治的区别在于，耶稣流的是自己的血，毛万岁流的是别人的血，而且耶稣没有稿费。


　　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意识形态体系已经名存实亡崩溃瓦解，而现代主义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在不争论不折腾的思想真空中，毛万岁的拥趸正以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星星之火死灰复燃，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世界背景下，他们在中国民间甚至官方已经形成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如果仔细进行考量，我们可以看清这股赤色洪流的构成，不妨将其分为七种人群，他们构成怀念毛万岁的主力阵营：


　　一是在wen革中或在毛时代过得滋润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黑领，阳光灿烂激情燃烧军号嘹亮，不仅生活有保障，而且既不是右派，又非地富反坏分子，也许打击过别人，但肯定没有受过毛时代红卫兵小兵们冲击，他们怀念那个时代是必然的，不怀念毛就是忘恩负义；


　　二是抱有“前妻心态”的人，这种人是娶了新媳妇想前妻。总是拿新媳妇之短比前妻之长，最终忘了前妻之凶悍狠毒，又与新媳妇闹得不可开交，这种人不是生活在现在，永远生活在思念之中，或者是现实的失败者。


　　三是健忘的人，也是极易心理不平衡的人。人是最爱攀比的动物。想当年大家一起穷一起饿肚子，今天我有饭有肉吃了，你却住别墅开豪车，还不如大家一样穷混混斗地主呢。那时穷开心，现在是不快乐。仇富、仇官造成了怀念毛时代。


　　四是被毛时代彻底洗过脑的人，他们对毛时代有一种宗教热忱，从灵魂深处喜欢那个时代了，与那个时代不符的声音不听，不符的书不看，沉浸在往日的思念之中，即使当年受打击受虐待挨饿受饥，虽九死而心不悔，眼睛只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委员。这也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心理学上叫做否认心理，就是对不利信息拒绝接受和承认。


　　五是处于信仰危机的人。中国人素无信仰的传统，但信仰却是人的一种高级精神需求。一些人在温饱解决甚至暴富之后，面临着极大的信仰危机，而毛的强人形象成为其现成的楷模，这与中国人普遍信仰“成则王侯败则贼”一脉相承。对他们来说，没有对错，只有成败。这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狼图腾，在当下弱肉强食丛林规则的经济社会中，这种信仰大有市场。


　　六是对当今社会无理性思考，怀有敌意心态和革命情结的人。他们怀念毛时代是为了抗衡、抵制和批判当下社会的罪恶。他们试图用毛的精神体系来化解当下物欲时代的灵魂空虚，用毛的革命性来批判当下意识形态的堕落和腐朽。特别是毛时代的工人阶层，他们中不少人对当下GDP主义所产生的被抛弃感愤懑不已，腐败、不公、孤独、迷茫、不安全感、无助感、疏离感等等****弊病所导致的现实不满者都有可能从毛这里得到安慰和鼓舞。这类人既不善良也没有智慧，而只有愤怒。


　　最后就是一些善良的、朴素的、没有受过历史理性启蒙的农民和孩子，他们心性善良，不知道残酷阴暗的历史真相，没有任何批判精神，不会反思一个时代的罪与过，甚至充满奴性思想，仍把毛万岁当做大人物当做父亲当做皇帝当做神，为尊者讳，怀念毛时代对他们来说是自然的、无意识行为。


　　毛万岁虽然斯人已去，毛左们其实也不必伤感，在河南的南街村，和金太阳的北朝鲜，都还可以找到毛万岁的“共产主义”。如果毛太子没有死于联合国军的炸弹下，或许今天我们就是北朝鲜：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污染，只有毛万岁一个胖子。可以想象，毛万岁不是基督徒蒋介石，毛太子也不会是蒋经国。


　　60年前，在毛万岁终于“站起来”大发淫威开始独裁暴政的同时，哈耶克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阿伦特写出了《极权主义起源》，奥威尔写出了《动物农庄》。哈耶克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相提并论，认为那都是对人性和自由的灭绝。阿伦特将希特勒和斯大林作为标本，对极权主义的物理性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奥威尔成功塑造了老大哥的光辉形象。老大哥说：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自由使人孤独，孤独使人痛苦，痛苦使人选择极权，选择被奴役。可见自由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人的孤独和孤立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如何解读历史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启蒙和成熟程度。在公民文化与臣民文化泾渭交流的当下，对传统文化和黑暗历史必然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官方刻意地压制启蒙肢解民间，使民众被彻底原子化。人们因为孤立和无助，所以对毛万岁的极权回忆才会变得温馨祥和——只是，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现实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吊诡的，甚至是解构的。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种危险和扭曲的中国现实，不仅对目前官方统治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也对未来中国的民主思想造成伤害。


　　毛万岁临死前，曾愤愤然地抱怨说，自己总是被别人当作打鬼的钟馗使用。毛“万岁”之后，被逐下神坛的毛万岁到底是鬼还是钟馗，在不同的人眼中、在不同的时候，往往会有不同的答案。《共X产X党宣言》的开篇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100年前欧洲的幽灵，那么毛万岁就是今天中国的幽灵。这个共产主义幽灵，无论在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毛万岁都已经失去容身之地，只能如孤魂野鬼一般在中国徘徊……


　　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俄罗斯官方不仅禁止公开悬挂斯大林的照片，强调卫国战争的胜利“不是斯大林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而且正式宣布：“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不可饶恕的”。而当年毛曾在斯大林70大寿上宣布：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万岁就是中国的斯大林。


　　--


　　说明：毛万岁为“毛主席万岁”的简称。




来源: 共识网 |

最后发表： c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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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张正面的

最后发表： 鹰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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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1，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
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在近现代社会则如袁世凯、拿破仑。􀀁􀀁
2，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
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墨
索里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干脆运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列
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最后发表： xiaowei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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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烤鸭君吗？

最后发表： eguan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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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蚂蚁只有半条身子, 尺寸和普通的蚂蚁没区别.  估计不值钱哈.

[ 本帖最后由 eguan88 于 7-1-2013 11:59 编辑 ]

最后发表： 太阳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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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章节：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197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被两件大事覆盖了：一是首次发表了毛 泽 东在1965年写的两首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二是毛 泽 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幸运地成为毛 泽 东在生命最后一年里接见的第一批外国客人。中国官方为此拍摄了彩色纪录片。美国的主要电视广播网也很快报道了这一消息。会见的第二天，新华社向驻京外国人发布了英文电讯稿。法新社记者乔治•柏安尼当即评论称，作为非官方人士，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款待。

　　朱莉娅•尼克松后来对这次中国之行有何感想？作为一个以作家、编辑和家庭主妇为职业的名门之女，她是否撰写了关于中国之旅的回忆录？这是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不少人可能关心的问题。

　　2005年夏天，我在美国北加州的一个名叫Burlingame的普通社区公共图书馆里，意外发现了一本1977年由纽约Simon and 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个人回忆录：Special People （书名可译为“非凡的人们”）。图书归类为“二十世纪：回忆录 （Biography – 20th Century）”。全书内容包括了朱莉娅对自己会见过的各国政要和名人的回忆和评论。在这部书中的前言中，朱丽娅•尼克松提到，在1976年夏天，也就是她访问中国的六个月之后，她就动笔写作这部书了。此时，她的家族里还有两个人也在写书：就在离她的书房仅隔着两个房间的地方，她的父亲也在忙着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在跨越北美大陆的宾西法尼亚州，她的丈夫的父亲艾森豪威尔先生也正沉浸在他的第三本书的写作之中。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这本书中将这次中国之行专列一章，题目就叫“毛 泽 东”，还在标题下面特意附上了毛 泽 东的一句著名诗词：“Ten thousand year is too long. Seize day! Seize the hour !”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全章包括照片在内洋洋洒洒近四十页。令人颇感困惑的是，这部有研究价值的回忆录至今没有在国内得到介绍，大陆官方机构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本回忆录的存在。原因何在？其实，只要人们粗略地读一下这一章节，便不难发现问题的答案。

　　尽管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在中国访问期间享受到了中国官方极为热情和超规格款待，然而，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发表的访华感想，特别是对毛 泽 东本人的评论，足以使中国官方体验失望和尴尬。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回忆录显然不适宜在国内介绍。我在Burlingame的社区公共图书馆角落里找到的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书几乎被世人遗忘。但是，从这本书中，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那个年代的记忆中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

　　200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纪念尼克松访华30周年，拍摄了“改变世界历史的七天”特别节目。赴美摄制人员找来了尼克松的另一个女儿特里西•考克斯。主持人张泉灵在采访特里西•考克斯时屡次问道：“您后来见过毛 泽 东，是吗？”“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特里西•考克斯委婉地解释说，她是他们家里唯一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只是她的儿子最近准备去中国参加“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的纪念活动。

显然，节目的编导或主持人没有完全弄清楚尼克松的两个女儿的真实身份。最有趣的是，特里西•考克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只字未提她的那个真正去过中国的妹妹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这两个姐妹正在为尼克松图书馆的一笔巨额赠款的使用方式各持己见甚至对薄公堂。有消息证实，当时这对亲姐妹已断绝往来五年之久。

　　显然，朱莉娅•尼克松在访问中国之前曾阅读了美国传播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毛 泽 东个人革命生涯的介绍。在他们这一代美国青年人的眼里，毛 泽 东显然是个“天才和魔鬼”结为一体的伟人。她在书中写道，她和自己的丈夫在北京见到的毛 泽 东，尽管已经是个病体缠身、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在他们的心目里，它既是个统帅八亿之众的大国领袖，也曾经是一个鼓动他的同志们“在富人家女儿的床上打滚”（“Trample the beds of rich men’s daughters”）的青年革命家。 看来，毛 泽 东当年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在翻山越岭传到国外后，已经被人们做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显然，作为世界级的豪门之女，朱丽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对毛 泽 东深怀戒备。


意外的惊喜：毛 泽 东深夜召见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私人朋友的身份来中国访问的。然而，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在1975年12月29日早晨降落在北京机场时，他们才突然真正意识到，在他们的这次访问背后可能暗含着某种巨大的政治利益。在机场前来迎接他们的人中，他们看到了专程回国的黄镇主任夫妇，还有毛 泽 东的私人翻译唐闻生。当他们被直接送到宽敞豪华的政府宾馆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旅行。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始终还不敢奢望中国政府会提供一个让他们会见毛 泽 东的机会。

　　12月31日深夜11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已经穿了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让丈夫戴维去开门。一个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毛主席要见你们！”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 泽 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 泽 东的住地。

　　深冬的北京夜晚，夜雾迷蒙，寒风凛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几辆军用吉普车和卡车外，还可以看见几辆农民驾驶的马车在夜色中缓慢地行驶，马蹄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朱丽娅夫妇乘坐的汽车进入中南海新华门后，沿着一个湖边继续行驶数分钟后来到毛 泽 东的住所门口。他们记得经过一个灯光灰暗的乒乓球室后，走进毛 泽 东那间著名的书房。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 泽 东此刻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其它五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设在毛 泽 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 泽 东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

　　曾经在电影里扮演毛 泽 东的著名已故特型演员古月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段趣闻。他听说，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在见到毛 泽 东时说，主席先生，我发现您的面部的上半部分非常好看。毛 泽 东听后高兴地大笑了起来, 并风趣地说：“我长了一张大中华的脸”。


　　美国人也真有意思，看人家的脸还一半一半地看。其实，戴维•艾森豪威尔讲的可能是老实话。毛 泽 东面孔的上半部，主要是宽阔的额头和充满智慧的眼睛，的确富有世纪伟人的魅力。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孔的下半部，已经毫无光彩。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书中写道，她当时见到的毛 泽 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出口水。朱莉娅•尼克松此时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时毛 泽 东就在他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 泽 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 泽 东听。他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后，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的日期：“December 23, 1975”。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他肢体上的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

　　毛 泽 东对朱莉娅说，你现在就坐在你父亲四年前坐过的同一张沙发上。朱莉娅马上调皮地告诉毛 泽 东她想和自己的丈夫临时调换一下座位，以便让戴维也有机会感受一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置。毛 泽 东一边看着一边开心地笑了。朱莉娅还把黄镇夫人送给她的毛 泽 东像章指给他看，毛 泽 东激动地拍了拍朱莉娅的手。朱莉娅发现，尽管毛 泽 东看到过亿万男女大众佩戴他的金属像章，此时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童真般的笑容。谈到他即将发表的两首关于斗争内容的诗词，毛 泽 东则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那都是我在1965年写的东西。”与自己过去见过的其他世界级铁腕人物（比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相比较，此时的毛 泽 东显得格外慈祥。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 泽 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像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在认真听自己的领袖讲话。朱莉娅认为，毛 泽 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

　　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 泽 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翼地坐在毛 泽 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 泽 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 泽 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 泽 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使毛 泽 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丽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毛式服装，但她拥有一付极为安详和美丽的面容。朱莉娅以为，“像毛 泽 东这样一个曾经身体健壮的男人，在目前衰老到不得不依赖他人服侍的境况下，这些年轻美貌的女人会在一定意义上舒缓他的精神紧张，并成为他对付与世隔绝的耳目”。

　　谈到自己国家的人民，尤其年轻一代，毛 泽 东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迟疑和失望。他对朱莉娅夫妇说：“年轻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需要去斗争”。说到此，毛 泽 东突然像年轻人一样显得激动起来。他把自己的手指攥成拳头，接着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朱莉娅夫妇看出，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毛 泽 东哲学的根本原则。 然后，毛 泽 东突然对着朱莉娅夫妇问道：“你们认为怎样？”朱莉娅夫妇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两人几乎同时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着：“我同意……”毛 泽 东显然还期待他们能多说几句，但朱莉娅夫妇则沉默不语。他只好最后自己接着说到：“至少还要斗两百到三百年，这是非常可能的”和不少同时代的美国年轻人一样，朱莉娅夫妇属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显然属于喜欢“做爱而不作战 （Make love, not war）”的一代人，对于毛 泽 东鼓吹的斗争哲学，在他们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听本•拉登谈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感觉差不多。不过，在那个冷战的岁月里，从巴黎的香榭丽大道到智利的贫苦乡村，毛 泽 东的思想也的确成了众多左翼青年人追求激进变革或描绘完美社会的战略原则与理念。

　　其实，在朱莉娅夫妇对毛 泽 东讲的“斗争”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不知是为什么，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中国人就安排他们去清华大学看揭发批判教育部领导人的大字报。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用揶揄的口吻说：“这是我们和毛 泽 东会见前最具有戏剧性的前期准备”。

　　不过，朱莉娅似乎也被这个老人执著的斗争哲学感染了。她总算也多少理解了一点：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亿万男女老少竟然可以在小红书（毛 泽 东语录）的引导下变得如此倔强和狂热。但她还有点不明白，毛 泽 东此刻还在担忧什么呢？朱莉娅意识到，毛 泽 东显然是在担心未来。他在担心后人将如何评定他永久的革命功绩（朱莉娅记得毛 泽 东当时给自己的革命彻底成功率打了不足50% 的分）；他在担心，曾经跟随他长征的同志们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从未经历战争困苦的年轻一代人能否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斗出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完美社会。

　　大约在12点半左右，在座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不断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手表，暗示人们：时间太晚了，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不过，毛 泽 东的谈兴甚浓。朱莉娅两次起身告辞，都被毛 泽 东用双手示意：不要急，再坐一会儿。在最后朱莉娅夫妇向毛 泽 东道晚安后，毛 泽 东用明确和有力的语调说道：“我将等候你父亲的到来”。

　　在离开毛 泽 东书房的最后时刻，朱莉娅回头看到一个令人伤感的剪影：毛 泽 东在两个女护士的搀扶下，站在门口，挥了两下手，然后默默地注视着客人们远去。

       
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冲突

　　读过朱莉娅访华回忆录的中国人，大概会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朱莉娅辜负了毛 泽 东和中国人民给与他们的盛情款待。其实，这个结论是轻率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由于两国文化以及政治背景导致的冲突和尴尬。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毛 泽 东曾主动开始回答那些可能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悬念。毛 泽 东大概也知道眼前这对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他对朱丽娅说：其实，我们并不像你们想得那样可怕。我们并不杀人。我们也能宽恕犯过错误的人们。我们最近就原谅了一些国民党分子。毛 泽 东指的是1975年夏天前后刚刚被特赦释放的一批在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过，毛 泽 东的话并没有打消朱莉娅脑子里的疑问。相反，她倒觉得毛的话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大约有两千六百万人在毛 泽 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遭到镇压”。

　　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朱莉娅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忽略。在欢送他们去上海访问的宴会上，黄镇主任对朱莉娅夫妇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旅行，他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然而，朱莉娅却对这句足以使任何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话语充满疑虑。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在美国人看来，“家庭成员”这个字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够的亲情。她在回忆录中质疑说，既然你把我视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你总应该把你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介绍给我吧！可是在访问中国期间，包括和毛 泽 东本人见面时，没有任何人提及毛 泽 东的家庭中妻子儿女。当她在私下询问王海容女士：“听说你和毛 泽 东是亲戚，是吗”？王海容一脸的不高兴，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有人是这么说的！”

　　在酒会上，黄镇大使回忆起六个月前他在加州拜会辞职后的尼克松时的情景。他提到尼克松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真正的朋友”。黄镇然后动情地对朱莉娅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朱莉娅注意到，中方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经历了片刻感动后，朱莉娅又“清醒”了。她在书中写道：“对于我父亲这个老朋友，估计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了。可是对于他们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1951年的高岗；1966年的刘shao奇和1971年的林彪。这些毛 泽 东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里呢”？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她和她的丈夫这两个美国人像是被空降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闷而毫无幽默感的国度。每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的规模相当大小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静谧得像一个中世纪的农场。尽管当时的毛 泽 东还主张不停地“斗争”（一个月前他还说，“八亿人，不斗行吗”？），不过，在朱莉娅夫妇一路访问过的中国城市里，他们当时没有发现毛 泽 东所执意要坚持的“继续革命”还可能再次引发1966年时的紧张气氛。朱莉娅的感觉是准确和细腻的。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便是当初最激进的人们，也似乎感到疲惫了。再这样“斗”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在朱莉娅夫妇心目里，中国人的生命过程是粗糙的。他们不仅不怕苦，而且不怕死。天晓得她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为这个国家的存亡而斗争着。这个国家有足够的人，但没有足够的枪。以至于在1951年的朝鲜战场上，只有第一排的人才有枪，跟在后面一排的人捡起前一排倒下的同志的枪，像波浪起伏般前进”。这个传说显然是极其离奇和荒诞的。

　　在这个神秘而封闭的国度里，朱莉娅和她的丈夫显然是在用一套纯西方式的文化优越感来审视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

　　朱莉娅问黄镇大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喜欢哪一家中国餐馆的菜？从黄镇大使的回答中，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们几乎从来没有去大使馆以外的中国餐馆吃过饭。朱莉娅无法想象，黄镇大使这些外交官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行动的极不自由。当然，其中还有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外汇短缺带来的拘谨和尴尬。不过，朱莉娅却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却总是了摆满了太多的美味食品。作为一个从美国来的贵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点太挥霍浪费了。

　　由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由于中美之间政治和文化的鸿沟，朱莉娅的批评和讥讽已经苛刻到了不近人情地步。不过，如果我们愿意冷静下来思索一番，大概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身文化的缺憾和那个经济贫困年月的窘状。

　　在中美关系问题方面，朱莉娅始终带有美国人固有的优越感。她认为，尼克松是在中国面临苏联巨大军事威胁的形势下来中国访问的。他的这一选择有可能会激怒俄国人并直接面临1972年5月美苏首脑会谈被取消的风险。为此毛 泽 东自然会对尼克松充满感激之情。其实，直到今天，包括朱莉娅在内的不少美国人依旧固执地认为，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签署，是美国人帮了中国人的大忙，它使中国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俄国人吞并的危险。中国人应当寻求美国的保护。有证据表明，美国官方上层也有此类见解。朱莉娅显然不愿意多谈美国当初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惨状，也不愿意谈到美国与前苏联争夺远东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到底谁需要谁更多一些？到底谁帮谁的忙更多一些？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个不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甚至认为中国人如此重视他们的这次访问，显然不完全是因为毛 泽 东和她父亲之间的私人情谊。中国人期望利用他们的这次访问向华盛顿发出信息：中美关系能够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朱丽娅写道：“在中国，我们只是持非外交护照的私人旅客。然而，中国政府却让我们带回家一个紧迫的信息：要警惕苏联帝国主义的贪婪扩张之手。中国人或许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丈夫传递这个信息的能力”。

　题外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其实，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朱莉娅也同样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在这本回忆录中，朱丽亚显然巧妙地回避了毛 泽 东关于她父亲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下台这个尴尬的话题。

　　据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毛 泽 东一边看尼克松的信一边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尼克松已经在1974年辞职下台，但毛 泽 东还执拗地称呼尼克松为“总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说。这位尼克松的女婿的插话坦诚得令人吃惊，不过倒是很符合美国年轻人的个性。

　　“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 毛 泽 东不容分辩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 ”有点儿书生气的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毛 泽 东有点不耐烦了，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 泽 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怎麽几盘录音带就能把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呢？说实话，当时包括毛 泽 东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到，尼克松的下台和美国宪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对美国宪政民主的实际运作不能理解的并不只是毛 泽 东。当初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就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埃及总统萨达特说得更坦诚：“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允许进行统治?”

　　尼克松的女婿和毛 泽 东争辩的所谓“西方政治”，大概是指西方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下，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比如，在这种宪法的契约条件下，人民委派一些人担任行政首长来代为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如果一个总统滥用权力，就是违反了契约的规定。由此导致的信任危机显然非同小可。

　　当毛 泽 东在他的中南海的书房里对尼克松的遭遇深表同情时，或许，尼克松此刻正坐在位于南加州的豪华别墅书房里写他自己的回忆录（北京时间深夜12点是美国太平洋时间上午8点）。他大概也会想起那个年代发生在遥远中国的很多事情。让他困惑不解的怪事恐怕也少不了。比如说，为什么未经过任何合法程序，毛 泽 东就非要将刘shao奇、彭德怀这样当年在一起出生入死艰难与共的人置于死地呢？比如说，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为什么一夜之间会成为折戟沉沙的叛逆呢？还有此后不久出现的一个新疑问：为什么在1976年1月初的日子里，毛 泽 东可以在深更半夜里出来接见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而不能去参加为他的国家积劳成疾鞠躬尽瘁的周en来总理的追悼会呢？

　　可以理解，以毛 泽 东等习惯的思维方式，几乎完全无法想象当时发生在美国总统和司法程序之间那惊险的一幕幕场景：

　　1973年春夏之交，当依照司法程序要求一个美国总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交出手中的证据时，这个总统是否有某种特权拒绝服从这一强制性的司法程序呢？霎那间，代表美国司法的一方和象征美国政府权力的一方，就在这宪法的岔路口上，开始僵持不下。很多美国人这时候总算是明白了，总统滥用权力这码事，并不全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

　　1973年年底，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带着一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中，尼克松提到如何教唆手下人作伪证的方法。独立检察官郑重地请白宫幕僚长黑格将军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聘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1974年2月25日，由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组成的大陪审团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白宫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是一个欺骗美国人民并涉嫌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

　　听过第一批录音带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147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对此断然拒绝。但是，最高法院以8比0（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最高法院裁决的8小时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 这位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终于在宪法面前低下了他骄傲的头。1974年8月，面对国会的弹劾案，尼克松决定辞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动辞职的总统。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辞职。在场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以及女婿。

　　尼克松辞职后，自然就不是总统了。水门事件的巨大政治风波嘎然而止，没有引发政治搏杀，也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不过，也没有什么人打算“痛打落水狗”，或者非要把尼克松“打翻在地”并“再踏上一只脚”。尼克松回到自己在南加州的家乡，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并开始了一般退休总统的优裕并繁忙的生活。看上去，他从待遇到生活状态，和其他离任总统别无二致。

　　新任总统福特在上任后不久，宣布了对尼克松的特赦令。

　　这里，让我们提及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尼克松决定辞职的前一天深夜，尼克松在白宫的林肯起居室准备辞职讲话一直到凌晨两点。当他准备就寝时，在枕头上发现了小女儿朱莉娅的一张便条：“亲爱的爸爸：我爱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为你而自豪。请等上一周或者10天再决定吧。在煎熬中在忍耐一段时间吧！你是那么坚强！我爱你！万万次支持你。朱莉娅”。

　　尼克松事后写道：“如果当时有什么能改变我的主意的话，那么就是朱莉娅的这封信了。但是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重新考虑。这不是因为放弃了这场斗争，而是因为我知道，对国家来说我所做的决定是最佳的”。

　　看得出，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娅对自己父亲的引咎辞职是极为痛心的。

　　朱莉娅27年后重返北京

　　朱莉娅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在毛 泽 东的书房门口，年迈的毛 泽 东拉着她的手说：“你们还年轻。再到中国来吧！再过十年，中国会好极了”。

　　27年后的2002年11月，为了纪念尼克松访华30周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4）《让世界了解你》节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一场题为“穿越历史的对话”特别节目。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作为该节目的特邀嘉宾再次来到北京。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朱莉娅在节目录制现场见到多位与他父亲30年前访华有关的人，比如尼克松访华时的中方翻译冀朝铸和章含之等，并与他们回顾那段中美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她触景生情。她深情地回忆到：“我父亲常常向我们提起那次难忘的中国之行，父亲的那次破冰之旅重新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此改变了世界，他一生中以此引以为自豪，我们全家人也为父亲的英明之举引以为自豪。”

　　中国官方报道说，朱莉娅在这次活动中听了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故事，“让她更深地感觉到了她父亲1972年中国之行的伟大之处。她反复地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为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不过，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朱莉娅本人，始终都没有人提及朱莉娅那本1977年出版的回忆录。


精华: 0

<在朱莉娅夫妇心目里，中国人的生命过程是粗糙的。他们不仅不怕苦，而且不怕死。天晓得她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为这个国家的存亡而斗争着。这个国家有足够的人，但没有足够的枪。以至于在1951年的朝鲜战场上，只有第一排的人才有枪，跟在后面一排的人捡起前一排倒下的同志的枪，像波浪起伏般前进”。这个传说显然是极其离奇和荒诞的。>

真逗。
第一排的煞笔倒下了，第二排的煞笔拣起刚死煞笔的枪前赴后继……。可是，内战的人海战术在朝鲜战争中失灵了，让美国兵给打傻了！
差不多是真的……。

最后发表： oz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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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珠颈斑鸠也是从亚洲引进的，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引进的，有些是从马来西亚引进的。中国是老家，自然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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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贴一下我以前回帖的链接：

http://www.hioz.net/ibbs/viewthr ... p;page=1#pid4129216

张的为人和她写的书的可靠性并无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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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喜欢收集各国邮票和钱币，不知到有谁能提供一下地址？

最后发表： ac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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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哪种东西，悉尼有没有邮币市场？

最后发表： oz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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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古人类学界至今还有人不相信。北京猿人竟然不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在这里，的确没有找到10--4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看起来这里的古人种，在约 10万年前就灭亡了。在之后的几万年冰河时期，东亚大地寒冷而寂寞，直到四万多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重新发现了这块大地。 ”

这个完全是一些学者的成见造成的。无论从各个角度看，北京猿人都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唯一值得讨论的，仅仅是是否有少量猿人的基因可以流传到现在，虽然可能性也不大。
欧洲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化石，就已经比北京猿人进步了，而北京猿人消失的时候，距离现代人诞生的时间已经很接近了。甚至就是在中国，在北京猿人后期，已经同时有更进步的人类同时生存了。

最后发表： 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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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 我在悉尼

最后发表： 景泰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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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了

最后发表： keep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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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抗美援朝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发动的第一次对外战争，为什么说不是什么保家卫国呢？因为这仗打的是攻不是守，是将军队开到朝鲜国土的纵深，打的主要也是朝鲜人。不要说什么唇亡齿寒，金家父子至今也不承认是中国人帮它打了这场战争，因为打响第一枪的是北朝鲜，南朝鲜是反侵略，所以中国出师无名，只好将正规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另外，志愿军入朝时间也不是以前宣传的那样：“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而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时，三八线距中朝边境还远着呢，所谓烧到鸭绿江边，是说美国飞机轰炸朝鲜新义州，中国军队对美国人的警告是以三八线为界的，不是鸭绿江，以三八线为界，显然是替北朝鲜保家卫国。"

这段话写得尤其没有道理。缺乏对国际政治的基本把握，二战结束与三八线的关系的历史知识。朝鲜战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头一阶段是朝鲜内战，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是内战。南北朝鲜政权虽然对立，但并不是两个国家，南北都有统一全国的想法。侵略是指一国对另一国领土的侵略，北方打南方很显然不是这一情况。这就跟国共内战一样，共党发动三大战役之后渡江战役又把国民党政权打到台湾岛，但这并不叫侵略。也没有人在意是共党先打起来的还是国民党先打起来的。当时战火是不是烧到了鸭绿江，应当有不少证据的，这个也可以从米国的图书馆档案馆里找找。写到这里突然没了兴致，先不写了。

最后发表： yuyu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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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到台球厅打，比较有感觉。


在家打，很淡。

很淡

最后发表： oz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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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格斗的具体技巧招数之类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熟练程度和针对不同对手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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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a cat

最后发表： davidwang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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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发表： KYLI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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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PSed photo?

最后发表： 郊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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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领导人的？

最后发表： 太阳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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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大家谈】南京大屠杀 为何前30年不提？
【网友大家谈】南京大屠杀 为何30年不提？核心提示：今天是12月13日，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个极其惨烈的日子！因为就在75年前的今天，在凛洌的北风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屠杀了30万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史称——南京大屠杀。但是，在我们新一代三十年前的记忆中，说到“大屠杀”，只知有国民党对共X产X党的大屠杀；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多年后，在八十年代初期，当1937这个年份，当300000人——这两个数字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说37年有30万的中国人，死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攻占民国首都南京后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名词才从故纸堆里被提溜出来。对此，作者心存疑问，故撰此文展开讨论。


    今天是12月13日，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个极其惨烈的日子！因为就在75年前的今天，在凛洌的北风中，日本鬼子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屠杀了30万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史称——南京大屠杀。

    笔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生人，我们这一代，当时被称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当然，我们前一代，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旧一代了。

    在我们新一代三十年前的记忆中，说到“大屠杀”，只知有国民党对共X产X党的大屠杀，比如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哦，也还有二战中德国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三十年前中国学校历史和政治课告诉我们，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杀了大批共X产X党人。但这个“大屠杀”，“大”到什么程度？中国党史专家，好像也没有精深研究，至今不见详细统计数字。为写本文，我搜索了百度，资料提及——“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X产X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

    300多人！这就是我们那一代关于“大屠杀”记忆中的支撑数据。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多年后，在八十年代初期，当1937这个年份，当300000人——这两个数字,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说37年有30万的中国人，死于日本鬼子攻占民国首都南京后的大屠杀。说这个大屠杀就是史称“南京大屠杀”！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由此而产生的震惊、疑惑以至疑问——那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第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第二个问题——如果是真的，为何三十年，只有雨花台，不提大屠杀？第三个问题——为何要隐瞒南京大屠杀？

    本文想就这三个问题，逐一探讨。

    第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

    看官别见怪，八十年代初，当事隔近半个世纪时，共和国建国30多年后，中 共主流媒体，才渐渐出现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就像说到八年抗战，原来国民党也曾参与且还是主力的历史一样。对于被洗脑30多年的新中国一代，我们是在疑疑惑惑、朦朦胧胧的状态下，开始慢慢接受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的。

    因为，在我们成长并接受知识的年代，对中国“八年抗战”认识是这样的：当年日本鬼子打进中国，蒋介石不抵抗，躲进了四川峨嵋山。抗战八年，全是中 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还有敌后武工队，靠着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打下来的。直到日本鬼子被中 共领导的军队打败了，投降并滚回日本后。“蒋该死”才从峨嵋山下来！开始伸手——摘桃子喽（毛 泽 东原话）。

    我们的脑袋中，过去几十年内的抗日历史观，便是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官方媒体却又开始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呑呑吐吐、半遮半掩、欲说还休似的告诉我们——那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才是真正的抗日主力，且还是“正面战场”，且还打了许多大仗，且这些大仗，都比中 共军队打下的“平型关战役”——要大的多！正如此，所以日本军队在攻下南京后，才疯狂屠杀了中国军队及平民——30万人！

    当上面一幅全新的惨烈的雄壮的真实的抗日画卷，慢慢地展现在国人面前的时，可想而知，人们能一下子接受吗？他们也只能从那个时起，在一个半信半疑的过程中，开始慢慢地认识、渐渐地——接受的！所以当我在本文开头提到——怀疑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一代在30年前——一个真实的心态！

    当南京大屠杀发生75年后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日本一小撮极右势力以外，还有人——对此怀疑吗？这一点，全世界的学术界、历史界及人民，已达成共识，本文不再赘述。

    第二个问题：如果是真的，为何三十年，只有雨花台，不提大屠杀？

    据资料记载：1949年中 共占领南京后，在位于南京城南的雨花台修建了“烈士陵园”并立有“烈士纪念碑”，碑高42.3米（寓意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碑身正面“雨花台烈士纪念碑”为邓@xiao@平题写。在主峰纪念碑刻有毛 泽 东“死难烈士万岁”亲笔题词。但毛时代并无“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79年前大陆历史课本中，也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任何记载。

    比如1958年版《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1937年内容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简单记述，全然不提“南京大屠杀”。而该书在1927年大事中，倒有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记述。1975年版《新编中国史》“历史年表”中，1937年也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记载，“南京大屠杀”仍是只字不提。直至1979年版中学历史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才首次列出。直到198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40周年，中 共南京政府才建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尽管1951年4月《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也曾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1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但是这种记忆是零星的，在之后漫长的30多年岁月里，中国对“南京大屠杀”，出现了漫长的无言、无语、无任何声音的历史阶段，甚至49年后出生的南京一代人，也未必知道，在脚下的土地上，还曾有过“南京大屠杀”这一说！

    当新中国走进第18个年头时，毛 泽 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毛 泽 东麾下的“红卫兵小将”们，信口雌黄地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杀国民党”的！于是“南京大屠杀”遗址被毁坏殆尽，很长一个时期，在中国学术界里研究“南京大屠杀”，甚至成了“禁区”。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南京大学历史老师高兴祖是新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人。1960年，高兴祖4位老师带着7名学生，在南大周边人群进行调查。1962年，高兴祖《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书稿完成，这是新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早书稿，但直到1979年3月，这本书稿才从油印本变成白皮书，还是内部出版。这时，中国学术界的学者们，才从故纸堆里发现了即将被彻底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当年中学历史课本，才开始首次记载了“南京大屠杀”。

    1982年，在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中国学者正式提出要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1983年，第一次提出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4年开始筹建，1985年建成，爱国主义教育焦点从此告别了“雨花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带有深意地说到：“没有日本否定历史，还没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唉，从这一点上，也许，我们还真的要感谢——日本极右翼，没有他们复辟军国主义的疯狂叫嚣，也许中国人，早就把“南京大屠杀”扔到——爪哇国去喽！也许，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个善忘的民族！不要说70年前的大屠杀了，就是中国20年前发生的历史大事件，现在的中国人，还有多少人——能记得住？也许，我们现代中国人，只能也只配——记得一个字，那就是——钱！

    第三个问题：为何要隐瞒南京大屠杀？

    在八十年代前30年时间内，大洋彼岸日本人，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毛时代要对中国百姓——隐瞒“南京大屠杀”，难道是毛 泽 东有天生亲近日本人的情愫？因为当年毛本人，也的确多次对到访的日本人亲口说过“要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言语，且看其中一例……

    1961年1月24日，毛 泽 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到：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我想，毛 泽 东建国后多年不提“南京大屠杀”，倒也不是毛天生就有亲日情怀，而是因为以毛为首的中 共政权，要从根本上否定蒋介石政权当年全面抗战的正确历史观，要编织一个“蒋该死”从不抗日，只有毛 泽 东才是“抗日领袖”、CCP才是抗日主体的历史谎言。毛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有谢晋元指挥下的“八百壮士”吗？有历时四个月之久的“武汉会战”吗？有中国军队前后投入兵力达五十万人以上的三次“长沙会战”吗？没有！只有中 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用地雷战和地道战，爆了八年地雷，钻了八年地道，硬是把日本鬼子——给打败了!

    在这样的宣传语境中，再向中国学生娃娃说“南京大屠杀”，就必然无法回避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抵抗及牺牲。但过去中 共字典里，“牺牲”二字，只属共X产X党，国民党？——不配！因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数十年不提——亦属必然！

    “南京大屠杀”多年被抹去的事实说明，人们为了圆一个谎言往往就不得不另外再追加十个谎言，以此才能维系和支撑！因此，这一至十再至百的成串历史谎言，多年来充斥着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老是批判日本人不尊重历史，日本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上关于日本侵略中国描述，充满谎言！其实那时，我们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关于众多历史的记载，又能比日本，好得了多少呢？

    ……

    写至此，猛然发觉，本文已超过原定的三千字篇幅矣！

    唉，打住，收稿。但愿，今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真实历史，会越来越多一些！

    最后再说一句：在12月13日的今天，让我们双手合十，为75年前惨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的南京30万同胞——默哀、祈祷吧！

    2012/12/13  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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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版主，一定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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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转帖】
     中华文明被价值神话斩断 有一些名词本身便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张旗鼓地传播以后，就更是从神话蜕变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没理可讲，也无须真实，大家闭起眼睛膜拜就是了。
   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所谓“不仰权贵鼻息的”、“有独立意识和存在”、“对政权起监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精英群体，是上述神话和宗教的起因。 很久以来我们就相信了这些奇迹般美好的价值观，而既看不清实际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识不到“理想”的实现代价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从来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个界线总是被理想的正义感所模糊。这一群体及其拖带的神话，不光颠覆了西方文明，也倾覆了整个世界各大文明的本真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间推移信徒不断扩大的这个群体，不光是一架庞大的文明推土机，而且是一支比中古野蛮的蒙古铁蹄还具有毁灭作用的军团。这个群体只因“独立”二字便有了凌驾一切的道德依据之本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而这“独立”是否真实存在？它的真实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缘何而来又为何扩散到全世界？这些问题也几乎无人发出疑问，因为神话完美到有一丝怀疑都是罪过。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遭到如此外科手术打击的文明，能否承继下去？它的结局是去掉这颗已被移植的脑袋？还是改造不愿跟着走的身体？是最终消逝还是实现原配重接？总而言之，这个被斩了头的社会总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机中不知险，在欺诈中看不见陷阱。
    一颗被暴力斩断并另行嫁接的脑袋之痛楚哀怨和歇斯底里，时常让人惨不忍睹。既然断头源自一个概念和神话，那么探究神话的真实与虚假，就是解救这颗痛苦的脑袋的唯一办法。因为那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由于从不怀疑“独立”的真实，所有代表西方“话语权”的“国际”机构，从“国际”电影节到各类“国际”奖，都自动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让中国人“赢”得狂喜，“输”得服帖；哪怕从来不给好脸，针刺刀斩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一个民族的尊严，被外部权力以子虚乌有的权威如此彻底地交换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独立”这两个字绑架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毫不足惜地割断头与身体之间剩下的几根筋脉，时时刻刻自贱着那具只恨冷却的速度不够快的身体。
    古代欧洲没有“知识分子”
   “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没有，连相对独立的类似中国古代闲士的群体也不存在。欧洲古代就根本没有秀才、举人这一介于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工业革命前的西方是三头一体的社会，哪三头？国王、贵族和教士。国王和贵族类似狼与猎犬的结盟，主要功能是对外打仗、抢劫。一般国库一空，就发动一场战争，打赢了靠赔款过好日子。这种模式到如今也没有真正改变，没钱了就开始找冤大头，而不是教育人民勒紧裤带好好干，大有“匪帮”的习性。由于长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民众的凝聚力很强，即便今天真刀实枪的战争大大减少，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却不见一日停歇。从未见哪个国王能诗会画，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传诵皇帝的诗赋，成了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欧洲人从没有这份福气。
    第三头教士则主要用来圈管民众，但方法不是教育他们知书达理，而是恐吓他们不信教就下地狱。这种靠恐怖绑架民意的手法至今传承，只不过不再用《圣经》里的地狱吓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邻居。欧洲古代根本没有平民教育，文字与书本对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过进入僧侣阶层才能获得识字读书的权利。文艺复兴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经》，且只有教士有解释权，百姓自己无权阅读和理解。教士这个阶层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因为是贵族以下唯一识文断字的群体，但与中国古代文人相去甚远，既不为文亦不作赋，只能为教义活着，所以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搭火刑架，信仰不坚定灭得你尸骨不存。
    信仰从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为始终都有一个“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问题，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永不停息。现今火刑架的实体不复存在，但其精髓被“独立知识分子”汤汁不漏地全盘继承，也爱在全世界搭“火刑 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架”，今天萨达姆，明天内贾德，杀起来也是绝不手软。在欧洲古代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只留下抄的经书和画的圣像，哪里像中国文人给后世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艺作品。贵族阶层偶然会出几个不爱打仗也不喜狩猎的异类，有点像中国的才子佳人，如法国的贵妇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尔夫人，但人数极少，构不成中国古代那样庞大的文人群体。 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社会”示意图；贵族与教士始终是一体的
    被利用的“独立知识分子”
    所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现的，但并不是平白无辜横空出世，而是与金融资本手牵手一起走上舞台。说白了是那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为在各国夺权设计的一件暗器，为扫清任何阻力起到了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
    这个后来已势不可当的征服集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渗透甚至操纵出版业、报业和影像业开始的。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们出钱自己办，以此为基地驯养“独立知识分子”。要想把“话语权”从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国王或总统手里夺下来，就得设计一个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变成神话，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读书人的梦想深处阴谋家们找到了两个字“独立”，别小看这两个字，这可是属于为数不多的终极信仰的词，一旦搬出来，像蜜饯吸引蚂蚁一样，再也挡不住狂热的信徒。从此影子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伸出了触角，有使用不完的志愿军团。这个帝国并没有看得见的边界或指挥中心，而是靠着信仰的向心力，扩大着它的权力和疆域。
    应该承认，在概念变成神话之前，概念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吻合的。在18、19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控制还没有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还真是涌现了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对于欧洲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但“独立”二字用于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是相对的，从内、外不同角度看，或从长线、短线看，结论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
    举一个例子，伏尔泰应该是“独立”典型了，至今为人讴歌。从内看，他可是三头都反:反王室、反贵族、反教会；但从外看，那英雄气概便有所减损，他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围剿法兰西王国的“马前卒”。只不过外面这条线长久以来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骗得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腾云驾雾，跑到“独立花园”寻花觅草。当时波旁王室不愿像英国王室那样受金融资本操控，那帮人就策动“革命”将其推翻。欧洲被杀头的国王因果都大同小异。征服集团为引一国入瓮，常用手法是借一些善良文人的理想解构传统文明的框架，这些天真文人恐怕想不到，自己的进步思想，最终被这群“文明绑架者”利用来颠倒人类文明本真价值观，以“假正义”取代正义，摧毁世上伟大文明，建立“伪善帝国”统治世界。
    两百年已有足够的时间看清“独立斗士”的鞋跟里大致都拖带了亡国灭种的秘方。近代以后，由于这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的出现，各国斗士的数目越来越多，但水分也大，叛徒多过勇士。无声无息的才是真斗士，名声大噪甚至领了××奖的，不过卒子而已。但此法几百年来始终有效，让书生信仰“独立”，是不费分文就能收获果子的天才设计，而那些为国家利益想阻止“独立”蔓延的人，则也被设计了大帽:“专 制”，这两个名词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残而永无止息。成为攻击目标的各国就这样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几乎没有可能拔掉的“钉子”。
    没有“独立”，只有“强权”
    其实仔细想想，欧洲自古就没有夹在权势与百姓间以头脑存世的中间阶层，近代突然闯出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有什么基础？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夹在国王贵族与平民百姓间只有教士阶层，那么在此传统基础上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取代了旧教士的新教士？传统的变迁时常只是换了名称而已。
    二战后，真斗士在欧洲被斩尽杀绝，肉体没有消灭的，声音也被封掉。民主社会表面没有审查制度，但是不是真有奇迹？非也。有一法国哲学家说，民主的审查是无处不有，人人互审和自审。别看宽衣解带自由得很，那都是“高压锅”的气阀，就像欧洲古典绘画，光着身子，《圣经》的框框却是半步不越的。所以真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一句话都可戴罪，说天天“wen革”也不过分，日日处在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70年代以后，“独立”二字基本可以拿掉了，能上台面的，“演员”甚至“小丑”居多，演什么，怎么演，角色都是分派好的。反来反去，不但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反而名利双收，这“独立”的好处真多！
    有一个很玄妙的现象，西方人从不探究，国人也就从来意识不到，因为无论是报道西方还是研究西方，主流是加热人家已经炒好的饭。但这个现象其实很扎眼，任何清洗者都应该问个为什么：在这里，所有的权力机构，从政府到企业都被要求“透明”，主流媒体也是不是的揭露一番，唯独有极大权力无人深探：跨国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财团）、传媒业、电影业、非政府组织，凡是敢深究这些权力的人均被边缘化。而这极大权力对西方社会的操纵和影响深远和持久胜过其他权力。
    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民主社会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谁只是穿着皇帝外衣的仆人。而这些巨大权力享有特权的合法性即来自“独立”。真正的主人从不现身，他们的最贴身的仆人也不是人人以为的“民选政府”，而是“独立知识分子”，没有这样一批人，就无法超越各国主权，形成一支指哪打哪的超国界“联合国军团”。“传媒只要摆脱政权控制就是自由的”神话之盛行，取代了“传媒是否陈述真实”这一更实质的评判标准。
    再说信息的流通怎么流标准谁定？西方这种靠封锁别人的信息、欺诈性控制信息源头、操纵信息解释权甚至不惜说谎以信息作武器攻打别人的强欺弱逻辑，代表的是“独立”还是“强权”？
    别的地方我不熟知，我不敢妄言，但在法国这么多年，就是在“独立知识分子”群里看不见任何“英雄”， “猎犬群”才是符合实际的名称。懂得打猎的人都明白，“猎犬群”就是为主子追杀猎物的，放出去吠声震天，将猎物断颈裂喉送到主子手里。
    西方各国都有一批专以“揭露”为业，却能飞黄腾达的人。做“揭手”自古就让人佩服，是因为无一例外都是倒霉蛋，如今逻辑颠倒，成了一本万利的好营生，天下哪有这么掉馅饼的事呢？最效力强权的，却是以最反叛的面目出现，这就是高妙的地方。但这种事情只有在看得见的权力之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更高权力的地方，方可实现。
    上百年来，尤以二战后看得更清楚，“独立幼稚园”里人头济济地养了一大群模仿者，其中有几个心知肚明的领头羊，和绝大多数赶时髦的信徒。“独立”这张假皮之无坚不摧，就在于它吸附“毛”的本领，它为那些被断了根的“毛”提供了一块荣耀“生命场”，如此精心豢养，能不让那些早已不知往哪里附着的“毛”摩拳擦掌叛国忘祖？！
    伪善帝国终于在大量培植“独立幼稚园”成功之后，横行于世。它的最高道德法庭靠着“独立幼稚园”的思想统一，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从此“罪”是“得罪”了全人类的，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搭到了最遥远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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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的真好。广东话“没得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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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科书略去的那部份二战史：苏德合谋瓜分世界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对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说，向他们解释德国为何会轻易击败法国，指出了双方在政治战略上的得失：
“德国人检讨了他们（一战）战败的原因，找到了组织、训练与装备军队的最佳办法。德国的军事思想取得了迅速的进步，德国军队采用了最新装备，接受了新的战争技术的训练。一般来说，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光有好的硬件和组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更多的盟国。正因为战败的军队能更好地吸取教训，所以德国人才学会了过去的经验。1870年德国击败了法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德国人在1916-1917年战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为什么法国人没有从1914 -1918年的经验中学会任何东西？……（因为）法国人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而变得傲慢了。法国人错过了良机，失去了盟友，而德国人得到了盟友。”
这话说得朗如天日：德国所以能战胜法国，是因为及时抓住了时机，赢得了苏联这个盟国，得以免于两线作战，而法国之所以迅速战败，是因为它没有把握良机，失去了苏联这个盟国。
斯大林此话等于坦承二战乃是德国与苏联联手发动的。事实确实如此，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二战正式爆发开始，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为止，在这22个月期间，苏德一直是秘密的盟国，根据战前的秘密协定各自发动侵略，四出攻城略地，彼此默契配合。两国都是赤裸裸的侵略者，其区别只在于斯大林比希特勒更狡猾，更擅长“不战而灭人之国”的战略，因而付出的代价更小，斩获更丰——纳粹虽然占领的地域更广大，但除了捷克与波兰外，那些国家并未并​​入第三帝国，只是沦为战时占领区而已。根据国际惯例，待到战争结束时，军事占领也就结束了。而斯大林获得的领土可是永久性的。更妙的是，除了苏芬战争外，他完全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大片土地。只是因为两国后来因分赃不均大打出手，苏联转换了角色，历史学家们才极不公正地忽略了苏联伙同希特勒瓜分世界的初衷与事实，以致苏联竟然得以冒充“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主力”甚至“欧洲的解放者”至今。
苏联翻来覆去的角色转换很有讽刺意义，正是所谓“否定之否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斯大林那个马基雅维利主义大师的高超手腕。
20年代，苏联在国际文明社会中处于极度孤立状态。西方强国把苏联看成反文明国家，是输出革命的动乱源，而苏联则把西方看成是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唯一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是当时同为国际孤儿的魏玛德国。而且，德国和俄国曾在历史上数次瓜分波兰。一战后波兰复国，自然与苏俄和德国都有领土争端。波兰曾与苏俄交战两年，而德国境内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也曾在同一时期三次发动旨在与波兰合并的武装暴乱。波兰因此成了德国与苏俄的共同敌人。相似的国际孤立状态与共同的敌人，使苏德走到了一起。
1922年，苏德两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德国成了苏俄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与之进行秘密军事合作。凡尔赛条约明文禁止德国拥有飞机、坦克、潜水艇、重炮等武器，德国人便去国联无法视察的苏俄境内去研发生产这些武器。容克、克虏伯和其他德国军火企业在苏联秘密生产武器，开设军校，训练飞行员和坦克军官。作为回报，德国人则帮助红军建立了总参谋部，向他们传授先进的军事理论与技术，并让他们使用自己带去的训练设备。苏德军事合作一直维持到30年代初期，并在1930-1932年期间达到了高​​峰。
作为极右政治势力，纳粹在上台前以消灭共产主义为政治号召。希特勒上台后，苏德关系便一落千丈。其实纳粹得以上台，斯大林功不可没。 30年代初期，斯大林击败了党内反对派，把他对苏共的铁腕控制那一套用于共产国际，把各国共X产X党改造为莫斯科的驯服工具。他把社会民主党人当成“社会法西斯党人”，命令全世界共X产X党人与这“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是德国第一大党，德共的选票也不少。如果两党联合起来，完全可以在1932年的选举中击败希特勒。然而德国共X产X党奉命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使得纳粹坐收渔利，在该次选举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才能在次年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然而希特勒上台后，最先摧毁的就是德共，使这个欧洲最大的共X产X党从此一蹶不振。过去史家都把斯大林这一政策视为蠢动，认为斯大林把自己的死仇扶上了台，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夏伊勒就持此观点。但近年俄国学者拉津斯基却提出，斯大林并未失算，他的原意就是要牺牲德共让希特勒上台，以分化西方，打破西方对苏联的敌意与封锁。
此说没有证据，但客观效果似乎确实如此。纳粹德国崛起后，引起了英法的担忧。为避免战争再度爆发，英法都开始接近苏联。而斯大林则命令各国共X产X党停止破坏捣乱，改为歌颂“民主”，谴责法西斯独裁，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改善了自身形象。 1933-34年期间，西班牙、美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等国相继承认苏联。 1934年，苏联加入国联并成了常任理事国，成了“集体安全体系”的最热心的鼓吹者，一跃而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明星，再不是人人侧目的国际孤儿了。
平心而论，苏联开头对这“集体安全体系”还是郑重其事的，只是参与国内部矛盾重重，不可能结成联盟。法国是德国的世仇，最担心德国复仇，在一战结束不久后便试图拉英国结盟共同遏制德国。但英国历来与大陆的次强国结盟，以防止一国独霸大陆，而当时的法国是大陆最强国，英国自不会与之结盟。法国无奈只好去与欧洲弱国诸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缔结攻守同盟。希特勒上台后疯狂扩军备战，打破了原有均势，英国改变了原来的消极态度，开始与法国联手遏制德国。但一战后人民实在厌战，因此英法首脑都指望靠外交手段来约束希特勒。他们更以为希特勒是可以绥靖的，于是便在1938年9月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
不料德国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几个月后又吞并了整个捷克。英法才认识到希特勒贪得无厌，于是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供保护，并考虑与苏俄共同行动。苏联的建议是，三国结成军事同盟，确保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若任一国家遭受德国侵略，则三国同时向德国宣战。但英法无法接受这提议，他们怀疑斯大林对波罗的海国家不安好心，不愿意向这三个国家提供担保。而且，他们已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成了它们的盟国。波兰夹在两大世仇之间，过去曾被德国和俄国多次瓜分过，生怕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因此向英法坚定地表示，他们宁愿独自与德国人血战到底，也绝不愿意接受俄国人的援助。罗马尼亚也持类似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英法自不便答应与俄国结盟。
后来的事态表明，无论是英法的顾虑还是波兰人的戒心，都绝非杞忧。苏联与纳粹德国同属烂污帝国主义国家，从来不知信义为何物，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为了撕毁之，而“互助条约” 都是假途灭虢之计。苏联和德国都想恢复一战后丧失的领土。区别只在于苏联最终成功了，而德国在战后不但没有恢复帝国当年的幅员，还变得更小了。
英法虽未同意与苏联结成同盟，但还是派出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进行预备性会谈。苏方郑重其事地对待此事，任命具有缔约全权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为团长，然而英法却掉以轻心，不但派出的只是没有缔约全权的普通将领，而且代表团竟然是坐军舰而不是飞机到莫斯科去。这也倒罢了，当伏罗希洛夫问英法能派出几个师时，法国答曰能派110个师，而英国则说能派16个师。这数字之低，让伏罗希洛夫以为译错了，要求翻译再翻译一次。在苏方穷追下，英国人最后承认只能派出4个师。在疑心病极重而又终生玩弄阴谋诡计的斯大林看来，英法这种态度当然只能是不怀好意的戏弄，目的是怂恿德国去打苏联。最主要的障碍，还是苏联提出他们必须通过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领土进攻德国，而波兰人与罗马尼亚人死也不同意这条。会谈于此陷入僵局，无疾而终。
英法苏波等国的内部矛盾，​​让希特勒看在眼里，他立刻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当时德国已经决定去打波兰。若是能把苏联拉过来，则德军将无后顾之忧。这策略他早在1934年的演说中宣布过了：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规避德国种族理想与泛斯拉夫群众理想的最后决战，这两者之间横亘着政治利益无法填补的永恒的深渊。……我们必须投入这场斗争，它将为我们打开永久主宰世界之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对我们有好处的话，我会拒绝与俄国人同行一段路。不过那只是为了更快地回到我们真正的目标上来。”
在元首看来，与总书记“同行一段路”的时刻到来了。 1939年8月14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写信给斯大林，说：
“德国与苏联之间没有真正的利害冲突。两国的生存空间互相接触，但天然需要并无冲突。因此，没有任何原因使得一国对另一国采取侵略态度。德国对苏联没有侵略意图。帝国政府认为，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没有问题是不能以两国都完全满意的方式决定的。”
这话说得很清楚：德国准备与苏联瓜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域，而这瓜分方案一定会使斯大林完全满意。 8月20日，希特勒更写信给斯大林，敦促他接见里宾特洛甫，直率地说明了德国正准备入侵波兰，再不能等下去了：
“（5）德国与波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变得不能容忍。波兰对一个伟大的强国的态度，使得危机在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生。有鉴于此，德国决心从现在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它拥有的一切手段保卫帝国的利益。
（6）我认为，鉴于两国有意建立新的关系，最好不要浪费任何时间。我在此再次提议您在8月22日星期二接见我的外交部长，至迟不晚于8月23日星期三。 ”
国际外交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如此坦率的文件。斯大林于同日作了答覆，同意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来莫斯科，表达了他的谢忱，并希望“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标志着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决定性转折点。”
里宾特洛甫于是如期飞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供外界消费的互不侵犯条约之外，还签订了秘密议定书。秘密议定书全文如下：
“一、在对波罗的海地区（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重新作出领土与政治的安排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代表德国与苏联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在此前提下，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纽斯地区的利益。
二、在对属于波兰国的地区进行领土与政治的重新安排时，德国与苏联的势力范围应大致由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分开。
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存在，以及这样一个国家应该怎么划界，这问题只能由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决定。
在任何情况下，双方政府都将通过友好协议解决这一问题。
三、关于南欧，苏方提请注意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宣布它对这些地区毫无政治兴趣。
四、本议定书应为双方视为严格的秘密。
莫斯科，1939年8月23日
德意志帝国政府里宾特洛甫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莫洛托夫”
苏德密约
苏德条约签订，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笑观里宾特洛甫签字画押
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同志紧紧握手
在与斯大林划分了各自在欧洲的侵略范围之后九天，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斯大林相当谨慎而且精明，先让德国人去与波兰人厮杀。尽管德国人一直催促苏联人出兵，但直到9月9日莫洛托夫才答应。即使如此，斯大林还在观望之中，但德国人进展实在神速，若是再不出兵，只怕德国人要违反协议一直推到苏联边境，于是上百万苏军终于于9月17日全面攻入东波兰，在全力抵抗德军入侵的波兰人背后插上一刀，一举践踏了与波兰签订的“里加和平条约”、“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一系列国联公约和条约。
苏军出动入侵波兰
区区一个弱国波兰，如何禁得住两大强国夹击？苏联出兵时，波军防线已被德军突破，正计划撤退到罗马尼亚桥头（Romanian Bridgehead）地区集结，组织进一步抵抗。苏联出兵使得这个计划完全作废。 12万波军只好从该地区撤入中立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红军兵不血刃，很快便占领了波兰的七个省。 9月24日，波兰全境被平定。苏德两大盟军在预定的分界线上胜利会师。
德军与苏军胜利会师
德军与苏军在布列斯特促膝谈心
德国入侵波兰后两天，英法对德国宣战，却在苏联参战后因策略考虑放过了另一侵略者。 9月27-28日，里宾特洛甫再度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密商正式分割波兰事宜。斯大林告诉他，边界线应尽可能按民族分界线划分，苏联获得的领土应该主要是非波兰人居住的地域，而德国获得的领土则主要由波兰人居住。这样便能预防日后波兰人的民族独立运动32。斯大林之精明，于此可见一斑——他把波兰人居住的地域包括推给德国，自己获得的新领土则主要由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居​​住。那样日后波兰即使再度独立复国，也只会让第三帝国丧失领土。然而里氏也就接受了这一建议。 9月28日，他与莫洛托夫签订了第二份秘密协议，对8月23日的密约作了改动，俄国让出了己方占领的波兰人居住地域，换取德国人放弃立陶宛（一说苏联因此给德国人付出了3150万马克赔偿33），苏德以伊戈尔卡河和波罗的海为分界线34。
9月28日苏德密约中附上的由双方签名的瓜分波兰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地图，粗线勾勒的就是苏德新边境。
签订协议的同一天，苏德发布联合公报，声称波兰问题既已解决，战争就该结束。此后两国即默契配合，向英法发起“和平”攻势。 10月6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向英法呼吁和平：
“德国对法国没有进一步的要求，将来也绝不会提出这类要求……我已经为获得英德友谊作出了同样的努力……为什么这场战争要在西方进行？是为了恢复波兰么？凡尔赛条约制造的波兰绝不会再次站起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确保了这一点。”35
同月底，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呼应希特勒，谴责英法为了保卫殖民财产、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坚持帝国主义战争。斯大林更命令各国共X产X党配合这一和平攻势，鼓吹和平，支持希特勒向英法的呼吁，结束双方在波兰问题上的冲突。 36
对苏德联手发动的这一“和平”攻势，希特勒貌似更有诚意。直到次年5月，德军都没有什么新的侵略行动，当然这也是地缘政治决定了的——在击败法国前，德国不可能四出攻城略地。但苏联便没有这个问题。因此，苏联一边高喊“和平”，一面不动声色地发动业已获得希特勒批准的侵略。 9月24日，苏联政府要求爱沙尼亚与之签订“互助条约”，为苏联提供海军和空军基地。斯大林亲自介入谈判，信誓旦旦地向爱沙尼亚人保证：
“不要害怕这些要塞。我们已经向你保证，苏联不想以任何方式影响爱沙尼亚的主权、政府、经济制度、国内生活或是外交……。任何与这些诺言不一致的事，苏联军队都不会做。 ”37
9月28日，苏联与爱沙尼亚签订了互助条约，其中明文禁止苏联干涉爱沙尼亚内政。 38
拉脱维亚想抵抗“被互助”，指望德国人帮忙，不料斯大林却直截了当地对该国外长说：“我坦率地告诉你，势力范围已经被划分好了。我们可以占领你们的国家，德国人不会介入，但我们不想蛮干。”39
就这样，立陶宛与拉脱维亚都被迫在10月间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为苏联提供军事基地，换来苏方不干涉内政的保证。斯大林甚至对立陶宛人保证：“如果立陶宛发生共X产X党人的暴乱，我们的军队可以帮助你们镇压。”40
这神圣的誓言保持了不过半年。次年5月间，德国在西线发动攻势，随即攻入法国。趁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战事吸引，斯大林开始下手了。苏联媒体对波罗的海三国发动了猛烈的舆论攻势，指责它们策划反苏军事行动。 6月14日，苏联政府给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组成新的政府，并容许苏军进驻。立陶宛被迫接受了苏方要求。 6月16日，同样的命运落到了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头上。三国被苏军占领，傀儡政府旋即成立，经过“全民投票”，于同年8月初相继宣布加入苏联。
然而同样的命运却没落到同为波罗的海​​国家的芬兰头上。 1939年10月5日，芬兰代表团被请到莫斯科去谈判，苏联不但要他们签订“互助条约”，允许苏联在芬兰建立军事基地，还要求具有对芬兰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要塞的否决权，并要芬兰割让盛产镍的地区，芬兰人拒绝了这些要求后，莫斯科便声称列宁格勒离芬兰边境太近，要求与芬兰交换领土41。芬兰拒绝后，苏联便在是年11月26日派NKVD部队炮击苏联边防哨所42，以此为借口，不宣而战，于11月30日大举入侵芬兰，一举践踏了与芬兰签订的塔尔图和平条约、苏芬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国联宪章。斯大林还炮制了个“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准备荡平芬兰后便用刺刀端出去。
然而芬兰人的英勇抵抗却让斯大林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为了征服这个只有350万人口的蕞尔小国，苏联一共派出了将近百万大军，6541辆坦克，3880架飞机，付出了损失32万多人（含伤亡与被俘）、3543辆坦克和几百架飞机的沉重代价43，才攻破了芬兰的曼纳海姆防线，迫使芬兰人屈服。苏联以大欺小的暴行，激起全世界人民公愤，苏联被驱逐出国联，英法还准备派出军队援助芬兰。斯大林慑于这强大的压力，才放弃了吞并芬兰的初衷，在强行割取了芬兰11%的领土，夺走了其30%的财富后，与芬兰签订了和约，让该国保持了独立。
斯大林的另一觊觎对象，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第三条开列的罗马尼亚比萨拉比亚地区。 1940年6月26日夜间10点钟，莫洛托夫给罗马尼亚驻苏大使下了最后通牒，要求罗马尼亚从比萨拉比亚与北布科维纳地区撤出军队和政府，限24小时内答覆，通牒以赤裸裸的口气威胁道：“鉴于苏联军事上的软弱已成过去，由此造成的国际形势要求过去遗留的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以巩固国际和平的基础。”44罗马尼亚政府当即与其他强国紧急联系，但苏联于三天前便已向德国与意大利政府交底，因此两国都劝罗马尼亚屈服45。英法虽在1939年向罗马尼亚保证维护其领土完整，然而此时法国业已战败，英国远征军已逃回本土，自顾尚且不暇，哪还能兑现过去的担保？罗马尼亚政府别无选择，只好于28日接受了苏联的条件。苏联不但抢走了有争议的比萨拉比亚，而且获得了从未归属过俄国的布科维纳，甚至还获得了根本不属于这两地的赫尔扎（Hertza ）地区，这些地区都被并入苏联。
在不战而掠取这些领土的过程中，斯大林将俄国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便是对强者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极具魅力，对弱者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下作、横蛮、霸道与蛮不讲理。苏联给立陶宛的最后通牒竟然是半夜12点下的，限次早10点前答覆，只给对方10小时考虑时间，而且大部份时间还是在夜里；而给罗马尼亚的最后通牒则直接就说穿，苏联变成军事强国的涵义就是可以对弱小邻居为所欲为。这些事实证明，无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怎么变，俄国都只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新沙皇与老沙皇的区别，只在于新沙皇更残暴，更狡猾，更有欺骗性。
的确，德国和苏联联手发动了二次大战，但两国的付出与所得完全不成比例。双方在战争初期所获基本相等，但德国不但承担了波兰战役的主要战事，而且独力承担了英法的惩罚。当德国人在西线与英法联军拼命时，红军却躲在安全的大后方，靠欺骗与恐吓，兵不血刃地掠取大片土地，使自己所得远远超出了在第一线浴血奋战的德国人。平心而论，苏德这种得失毫不均等、便宜全让一方占了的“合资企业”，要想长期维持下去而不破裂，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能。
不仅如此，新沙皇给沦陷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不仅令老沙皇瞠乎其后，也令纳粹望尘莫及。斯大林在新领土内逼真复制了在本土推行过的恐怖统治。 NKVD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卡廷惨案，秘密枪决了22000波兰军官、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东波兰被占领初期，当局就抓捕了成千上万的的地主、富农、地方官员、警察、商人以及政客。 NKVD迅速建立了一个告密网，从告密者们那儿获得了民族主义者和反共分子的名单。这些“革命的敌人”的财产或被国家没收，或被邻居或腐败的官员偷走。莫斯科划定的“反苏分子”甚至包括集邮者和懂世界语的人，因为这些人有海外关系。 NKVD还使用用臭名昭著的恶棍管理监狱。这些恶棍常规使用酷刑逼迫落到他们手中的每个人咬出更多的人来。没有刑具时，他们就自己创造：用栅栏上折下来的木条殴打犯人，以监室的门挤碎犯人的双手，用铁锤猛击其头部，等等。 .46
此外更有大规模的流放。 1940年2月至1941年6月，估计共有200万波兰居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荒凉地带去。被驱逐者只允许带上非常少的一点东西，男性家长与妻儿分开，被拉到集中营去，而妇女儿童则被押上运牛的火车，车厢内通风不良，没有饮水。每当火车停下来之时，车内的死者都要被扔到站台上。成千上万的人在途中死去，许多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当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就被扔在那儿，没有住房，没有食物，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被迫住在泥地上掘出来的洞穴中，或是用麦草与树枝搭成的窝棚中。即使侥幸活下来，也要被投入强制劳动。 47
波罗的海三国“被加入”苏联后也经历了同样苦难。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 1941年6月，德军攻占了拉脱维亚后，发现了一份被NKVD枪杀的拉脱维亚人的名单，谋杀的借口荒唐至极：“她在唱拉脱维亚民歌时被当场擒获” ，“他的祖先是资产阶级”，“他躲在树林中被当场擒获”，如此等等48。更多的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为了粉碎人民积极或消极的抵抗，斯大林在战前和战后多次在三国实施大规模流放。据估计，战前便有127,000人被放逐49，而在1944-1955年期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被流放的人数分别为124,000，136,000与245,000人，许多人死在流放途中和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 50
哪怕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NKVD从东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仓皇撤出之前，还忘不了犯下最恶劣的暴行。在德国人开始进攻的头几天，NKVD沉浸在恐慌刺激出来的杀人狂潮中，监狱的卫兵杀死了全部在押的人，就连普通罪犯或候审的人都不放过。待苏联人撤走后，牢门打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无法形容的恐怖场面：到处是被切除了肢体的尸体，成百成百的犯人被活活打死。在乌克兰的一个监狱中，NKVD炸死了塞得满满的两个狱室的妇女。在另一个监狱，地上到处是犯人身上割下来的舌头、耳朵和眼睛51 。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就连纳粹都都做不出来。他们只在占领区屠杀犹太人，就连屠杀也不曾使用过这种史前野蛮手段。
新沙皇的无限扩张的胃口也与老沙皇一般无法餍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规定的苏联势力范围只限于波罗的海国家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没有覆盖巴尔干地区以及波罗的海的西面出口，而这从来是老沙皇觊觎的两大战略地区。俄国在本质上是个内陆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历代沙皇的梦，便是《渔夫和金鱼》上的老太婆的梦——当海上霸王。虽然彼得大帝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叶卡捷琳娜大帝夺取了黑海出海口，但这两大成就并不能让俄国如英国那样统治波浪，盖瑞典和丹麦之间的一系列海峡锁死了从波罗的海经北海转进大西洋的航线，而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则锁死了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出口。因此，这些地区，尤其是控制黑海战略通道的土耳其与保加利亚，便是苏联的下一步扩张目标，而斯大林希望再度不战而掠人之土，靠取得希特勒的谅解实现老沙皇的迷梦。
早在与希特勒磋商这个问题之前，斯大林就曾尝试对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使用收拾波罗的海三国的那一手，于1939年9-10月间向两国提出签订所谓“互助条约”，可惜在两国都碰了软钉子。保加利亚人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北极熊的好意，说他们不清楚战争爆发后能从苏联获得什么样的援助，而且，这种条约势必引起其他强国猜疑，恶化本已十分紧张的巴尔干半岛局势52 。土耳其人则说，签约无妨，但不能光跟苏联一家签，得与英法苏三国一起签。斯大林大为不快，不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土耳其人不能自己决定他们的命运，保持中立，而且用波兰的先例威胁土耳其人，不听苏联人的话就没有好下场53。然而素有“欧洲病夫”之称的土耳其并未被吓倒，还是与英法签了互助条约。当时英法尚未大败，因此斯大林也只能虚声恫吓。待到英法大败后，斯大林又开始打主意了。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战。 6月25日，苏联向意大利提出，苏联愿意承认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霸权，换取意大利承认苏联在黑海地区的霸权54 。斯大林似乎认为再次与法西斯盟国达成瓜分世界的新协议是可能的，而英国无法向他提供德国人能提供的东西。
在法国陷落后，邱吉尔曾让新任驻苏大使给斯大林带去口信，警告他德国成为欧洲霸主带来的威胁。但斯大林却告诉英国大使，欧洲过去的均势是反对苏联的，他无意恢复它；要说德国称霸欧洲还为时过早；法国战败并不意味着德国在欧洲取得霸权，因为德国不能在海上称霸。他也没有察觉德国人有称霸世界的愿望。为了向德国人表忠心，他还让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通报他与英国大使的谈话55。不仅如此，莫洛托夫在1940年8月1日在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时还宣称，媒体猜测苏联无法接受德国在欧洲获得的新权位，将之视为威胁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苏德条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变得更重要，它“不是建立在偶然的临时性的考虑之上，而是建立在两国的根本政治利益之上”56
可惜这不过是落花有意，斯大林不知道，他可以接受盟友希特勒在中欧和西欧获得的新霸权，希特勒却无法接受苏联在东欧和北欧获得的新霸权。当初两家的密约使用的“势力范围”一语就埋下了不和的种子。按通常的理解，所谓“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并不是帝国的领土。例如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北满属俄，南满属日，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北满分别为日本与俄国的领土，它们仍然是中国领土。然而斯大林却把密约​​规定的苏联的势力范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等地直接化为帝国领土。这不能不被希特勒视为军事扩张。
更严重的问题还是资源分割问题，而这却被元首当初在构思两国密约时忽略了。与日本一样，德国是个资源小国，完全靠进口资源从事现代战争。德国缺乏石油、铬、镍、钨、锰、钼、橡胶等资源，就连铁与煤都无法自给自足，这些战略物资必须大部甚至全部从国外进口57。战争爆发后，英国的海上封锁掐断了原料来源，而苏联的急剧扩张更恶化了这一危机。例如波兰过去曾是德国的贸易伙伴，然而该国70%的油田却落在了苏占区58。苏联入侵芬兰更威胁着德国的镍矿供应。此外，过去德国可以以极低的优惠价向波罗的海三国进口原料，如今却必须以正常价格向苏联购买。更严重的是，在美国掐断供应后，罗马尼亚是德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而斯大林却在觊觎该国，甚至掠取了未在两国密约中列出的布科维纳地区。这不能不使元首极为光火，后来他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便以此指责苏方违约。 59
总之，二战爆发后，德国失去了原有的战略物资来源，必须全面仰承苏联人供应。 1940年1月至1941年6月，苏联向德国提供了1,500,000吨谷物，100,000吨棉花，2,000,000吨石油产品，1,500,000吨木材，14,000吨锰矿石60。据另一统计资料，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石油产品库存135万吨，而自苏联进口总量为91.2万吨，橡胶库存1.38万吨，自苏联进口总量为1.88万吨，锰库存20.5万吨，自苏联进口总量18.9万吨，谷物库存138.1万吨，自苏联进口总量163.71万吨61。由此可见，如无苏联提供这些战略物资，则德国库存立即告罄。德国能发动并维持与英法的战争，全靠苏联提供战略资源。这与日本仰赖美国提供的石油与废钢铁发动并维持侵华战争非常相似。这种仰给于人的被动局面，必然要在受援国心中造成深刻的不安全感，最后便会诱使受援国为摆脱被动局面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去抢劫战略资源。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动机十分相似。
斯大林为何要去豢养德国，使得它具有发动并维持侵略战争的能力？波兰行将覆灭之前，他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把这点解释得很清楚：
“战争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而发生的。他们狠狠地打一场，彼此削弱，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能借德国人的手动摇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地位，这将是好事。希特勒正在动摇资本主义体系，尽管他没有意识到也并不愿意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加以巧妙操纵，挑唆一方反对另一方，让他们彼此打得越猛烈越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德国人，下一次我们要去唆使​​另一方。……如果打垮波兰能让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扩展到新的领土和人民中​​，那又有什么害处？”62
所以，他打的是挑拨离间、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当法国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后，他生怕战争因此结束，便暂停向德国交货，但等英国在不列颠空战中取胜并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后，他判断战争还不会结束，便又恢复并增加了对德出口。 63
但元首并非笨伯，对总书记的卞庄刺虎之计洞若观火。在苏联加入轴心国的谈判触礁后，他对部下说：
“俄国的主子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他不会采取公开反对德国的立场，但可以预期的是，他会为德国……制造越来越多的困难。他想在欧洲耗竭之后继承其遗产，这愿望是他对成功的需要以及向西方的扩张欲鼓舞起来的。”64
所以，斯大林豢养唆使希特勒去咬人，并根据战事进展调整战略物资供应量，只能让希特勒痛感自己的命脉捏在北极熊手里，最后诱使他下定决心先发制人。俄国无限的资源更使这念头无从抗拒。在上述谈话中，希特勒便指出如果获得了苏联无比丰富的资源，他们就能在未来从事与各大洲的战争。
然而德国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许多将领都认为与苏联开战非但无法获得资源，还会耗竭德国。里宾特洛甫也倾向于结成由德意日苏四国组成的所谓“大陆集团”共同对抗英美。元首当时的考虑重点还是迫使英国屈服，因此他同意让里宾特洛甫去拉苏联加入轴心国。 1940年10月13日，里宾特洛甫写信给莫洛托夫，说：
“我想说明，元首认为……四个强国——苏联、意大利、日本与德国——的历史使命，看来是采取一个长期政策，在世界范围划定他们的利益范围，以将他们的人民在未来的发展导入正确的渠道。”65
九天后，斯大林作了回覆：
“我同意您的意见，在长期划定彼此利益范围的永久性的基础上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66
于是斯大林便派莫洛托夫前往柏林会谈，以查明在新一轮瓜分世界的密谋中，苏联能分到什么羹。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最重要的是把巴尔干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67
11月12日，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两天的会谈。
德国人告诉他，随着大英帝国的垮台，德苏意日四国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认为四国都应向南方扩张，而苏联则向印度洋方向扩张。莫洛托夫表示对分割势力范围的想法感兴趣，但苏联在近东感兴趣的问题是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此外，他还想知道轴心国对南斯拉夫、希腊与波兰的意图，苏联更想确保瑞典中立68。因为苏联人开价太高，莫洛托夫只能两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仍不死心。 11月25日，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舒伦堡提出，苏联政府准备加入轴心国，前提是：
“1）根据1939年的条约，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德军必须立即从芬兰撤出。与此同时，苏联将确保与芬兰的友好关系，保护德国在芬兰的经济利益（木材和镍的出口）。
2）在未来几个月内，苏联与位于苏联黑海边界安全区之中的保加利亚签订互助条约。苏联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的范围内建立一个陆军和海军的基地，以确保苏联在海峡地区的安全。
3）承认巴图米与巴库以南朝着波斯湾方向的地区是苏联的目标中心。
4）日本宣布放弃它在北萨哈林岛的石油与煤矿的特许权。 ”
据此，苏联政府要求在德国人起草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密约中加入有关内容。若是土耳其愿意加入轴心国，则密约应该保证让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获得一个空军和海军基地。若是土耳其拒绝加入轴心国，则德国、意大利、苏联同意“通过必要的军事和外交措施取得成功”。 69
这狮子大开口的唯一效应，便是坚定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心。德国对苏联的提议置之不理，12月5日，希特勒批准了入侵苏联的计划，决定于次年五月间实施70。厄运行将降临在千家万户苏联人民头上，而他们之所以必须付出几千万条性命的代价，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伟大领袖为了实现几个世纪的俄国梦，要做海上霸王。
当然，与《渔夫和金鱼》上的那个妇人不同，在万死千伤之后，斯大林终于实现了希特勒的prophecy（宗教预言），在欧洲耗竭之后继承了它的遗产，使得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就是为此，这一丰功伟绩至今还在被广大俄罗斯人民深情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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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是做taxer的啊还是做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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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小达芬奇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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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当年还勾结果gf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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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照明设计师Paul Cocksedge的最新作品“Bourrasque”，用导电材料制作,整个装置如同发光的纸片在微风中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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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t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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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上海梦（下） / 二爷姚小远
2012-11-26 14:31 | 阅读(87)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周六下午，一位朋友带茶来我这里，品茗之间，给他看了我给未来新公司做的赢利模式，获得非常认可。以我的反复推演和判断，这些模式会创造很大价值，现在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平台。

周日凌晨网上遇见小鱼精，探讨彼此的失误缺点，他认为我有大局观，最适合做首席战略官。我这十年最大的失败是，独狼一样孤军奋战，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如果身边有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再加上一个融资能力非常棒的人，我们组合起来，会把天给日了。

周六傍晚遇到小漠跟我打招呼，问我怎样，我说不好。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没钱。小漠说，你从来不会因为没钱而觉得不好。我说，问题是，现在有了。感谢小漠，给我些许安慰，让我这个寒冷的冬日感觉温暖。今年的日子兵荒马乱，悲欢离合接踵而至，即使坚硬如厕所里的石头，也有些松软。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写到：我一生遇到那么多对我好的人，我很感激，也知足了。

上海十年最大的苦楚和伤痛是，妈妈不在了。那一刻，我有一种成为孤儿的悲伤和辛酸。即使某一天我获得非常大的成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和痛苦，也是永远无法弥合的。

上海十年，做败了一个公司，将一个公司苦撑到现在，既阴晦又光明；进行了一次注定要失败的行走，进而成为一生的遗憾和伤感。如果来日有空，将带着我亲爱的或者孤身一人，沿着那条河做一次最后的谢幕旅行。

上海十年，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从一个写风花雪月的混蛋到一个写时评的敏锐而且直言不讳的人。也是在上海，我学会打字、上网，成为一个网络影响力方面独出心裁的高手。还是在上海，我给自己定下目标，二十年之类，获得诺奖。这个目标亦如我对心爱女人的誓言，我将在有生之年恪守不渝。

上海十年，我终于喜欢上了上海。它的文明和秩序，它的隐忍和张扬，它的干净和时尚。上海十年，我成为一个有信念的人，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上海十年，我断断续续养过二十几条狗，其中跟我时间最长的牛牛和斯斯，已经六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养狗。

上海十年，我伤过一些人，也被一些人伤害；我爱过一些人，也被一些人爱过；我去过一些地方，我遇到了很多事情。上海十年，是我真正成熟的十年，如果有一天我要信仰某个宗教，那一定是基督教。爱和宽容，是我选择这种信仰的唯一理由。

夜已经很深，思想和情感如一叶扁舟，在夜的波涛上漂浮。我相信冥冥之中的那个力量，关键时刻，他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成功和美好新世界离我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小娜跟我道晚安的时刻说，睡一觉，船到桥头自然直。是的，上海十年，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即使今天无法过去，我依然是有明天的人，我的明天会很好！



姚小远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 3:08晴 上海理道，我只是一只有理想、有文化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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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版主！前面两篇也请给予指教。谢啦！

[ 本帖最后由 逐光随影 于 1-12-2012 15: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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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转
　　　　1、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主动向你打招呼的人。尤其是那些号称是你朋友的朋友的人，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骗子。
　　　　2、不要在车站周围打公用电话。私人的公用电话一般都做过手脚，随便一个电话，收你几百元，不给就会挨打。车站广州的ＩＣ卡电话有的也做过手脚 ，其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骗局，因此，最好是自己带手机来广州，或者根本别在这里打电话。
　　　　3、千万要拉着你的小孩子的手不放，数不清的人贩子在你出站的那一刻起便盯上了你的宝宝。
　　　　4、千万别拣地上的钱包或者值钱的东西。如果有人拣了想和你平分，你也千万别以为那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5、尽量不要在车站广场的地下广场买东西。那里所有的档口都在卖假货，你一旦问了价钱不买的话，你就休想轻易脱身。
　　　　6、出站前，把你所有的首饰都摘掉。小心的耳垂和你的耳环一起被人抢走。
　　　　7、不要同情任何人。也许有的人真值得你去同情，但多数情况下，被你同情的人会反过来伤害你。
　　　　8、千万要随手拉着你的行李，你的行李随时都可能不翼而飞。
　　　　9、不要随便问路。最好在广场打的直接到你的目的地，因为广州的士比较正规。在广场的左侧是公共汽车站，你也可以在这里直接乘公共汽车到你的目的地
　　　　10、万一有人捅了你一刀或者几刀，记着打１２０，救护车最快会在１０分钟内到达。
　　　　11、如果事先有人接你，小心接你的人是骗子，他们会克隆一个接人的牌子到出口处把你骗跑。
　　　　12、在广州任何一个地方打手机一定要到安全的地方去打，否则很有可能会被抢，打手机的时候，身子要不停的转，注意身边的人。
　　　　13、火车站里见人就发东西的一定不要接，否则一张地图会要你１００元的或者更多。
　　　　14、一个人一定不要去火车站特别是 晚，否则抢定你了。
　　　　15、身上的现金一定不要带多了，车票和现金一定要分开放，免得钱没了车也上不了啦。
　　　　16、车站里至少有２０００名以上的坏人在广场上。
　　　　17、在广场走路最好找人多的地方走。
　　　　18、下车的时候最好找人多的地方下。
　　　　19、遇到手拿着注射器的，你一定要离远点，别看，小心那人发狂，注射到你的体内。
　　　　20、看到摩托仔跟年轻搭客关系密切且眼神不定、四处游弋的，离远点。
　　　　21、在车站等车退到路基内侧掏钱包拿钱。
　　　　22、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捂住钱包，一手捂住手机，不要在非空调车靠窗位置打手机。
　　　　23、将行李放在出租车后排时，一定要将车后门、后窗锁死。
　　　　24、尽量不住在城中村社区，很多人下班回家后会以为走错了房门。
　　　　25、住在某些地方天黑以后就不要出门了。
　　　　26、没有医保和寿险的不要在天黑后管闲事。
　　　　27、不要在街上问路，问警察也没用，没人会告诉你，有人主动给你带路的，必须马上远离此人。
　　　　28、一定随身带身份证，可能的话连毕业证也带上，碰到一群壮汉围住你，在斩马刀砍掉你手指头前一定要及时报上姓名、籍贯，并对其发送消息：“大哥们，你们真的是找错人了。”
　　
　　　　29、在街上遇到未成年维族小同胞立即看顾好你的包。
　　　　30、上了街就提醒自己已身在战场，危机四伏，非生活所迫，离开广州是终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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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读书（二）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
　　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底特律自由新闻》等诉阿希克罗夫特”一案裁决里的话。
　　《底特律自由新闻》是一家媒体单位，阿希克罗夫特则是美国司法部长。案子的起因是，“9-11”以后，美国政府发现，恐怖分子藏身于大量合法的或非法的移民当中，实在是太危险了，连忙出动，围捕移民当中潜在的恐怖分子。这样一共拘留了752人。司法部和FBI想从中得到更多的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情报，但是这种临时拘留不得不遵从规定的刑事调查程序，期限一到，你要么有了证据起诉，要么就得放人。到今年夏天，还有81人在押，其余的要么释放了，要么遣返回国了。
　　司法部扣押了这些人后，起初拒绝公布他们的名字。司法部长阿希克罗夫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现在是战争状态，公布名单等于向敌方通报情况。这样做还有一个法律上的理由：这些被扣押的人都不是美国公民，理论上说，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一定覆盖他们。但是，民间人权组织不依不饶，把司法部告上了法庭。把人秘密地抓了关起来连名字也不让外界知道，这在一个法治国家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再有天大的理由也没用。法庭命令司法部公布被扣押者的名单，司法部只能照办。
　　现在，司法部说，有些人的遣返听证牵涉反恐怖活动情报，涉及国家安全，不能对外公开。由于遣返听证是在所谓移民法庭上进行，不是一般的司法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程序，这是司法部关起门来办事比较便利的地方。
　　在被扣押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哈达德的黎巴嫩人，他在美国创立了一个叫“全球救援基金”的穆斯林慈善机构。美国政府怀疑这个组织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为此，司法部决定他的遣返听证将秘密进行。《底特律自由新闻》等4家媒体单位，认为司法部的决定侵犯了他们的采访权利，向联邦法庭起诉。今年4月，底特律的联邦地区法庭判决，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并且命令司法部公布此前秘密听证的记录。
　　与此同时，在纽沃克和华盛顿的法官也在类似的案件判决中，命令政府公开遣返听证，并公布与反恐怖活动调查有关的记录。联邦司法部将哈达德一案上诉到辛辛那提的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
　　8月26日，星期一，由3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公布了对此案的裁决，维持地区法庭的判决。上诉法庭指出，美国在“9-11”遭受了严重的恐怖袭击，此后，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深入调查，加强实施移民法规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在政府强化自己权力的时候，防止政府超常权力“豁边”的惟一保险装置是公众，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知情。公众是通过媒体了解政府作业的，所以说，媒体是人民自由的保护神。法官引用最高法院以往的话：知情的公众是对政府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约束，只有公众能够保障民主政府的价值。然后，上诉法庭的裁决书里说了这样一段话：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通过新闻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民众的权利，以了解他们的政府在遣返作业中的行为是否公正、合法、恰当。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
　　第四部分读书（二）
　　“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1）
　　2002年6月26日，位于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3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以2比1作出了一项裁决：公立中小学里学生们每天朗诵的“忠诚誓言”中，“上帝之下”这个短语，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禁止政府扶持任何一种宗教的规定，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是违宪的。
　　在东海岸的联邦首都，参议院正在辩论一项军事法案，听到这一消息，立即中断了正常辩论。除了一位正生病住院的参议员外，参院以99比0一致表决，批评这项裁决。当天下午，众议员的部份议员，集合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面向国旗，手抚胸口，齐声朗诵“忠诚誓言”，齐唱“9-11”当天晚上国会议员们在同一地点唱的歌：“上帝保佑美国”，意义非常明确，抗议联邦法庭的这项裁决。
　　这一次，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自由派政治家还是保守派政治家，纷纷向媒体表态，谴责这项裁决。白宫发言人说，布什总统认为这项裁决是“荒唐的”。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民主党的汤姆?戴希尔（TomDaschle）称这项裁决是“愚蠢”的。
　　最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保守的宗教团体。美国法律和正义中心（AmericanCenterforLawandJustice）的杰伊?塞库洛夫说：“我认为该法庭的意见是荒唐的。这是法庭第一次主张有‘上帝之下’这句话的誓言违宪。他们平白无故地制造了一个宪法危机。”
　　各大媒体的网站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公布了这一消息。当天的电视里，这个裁决成为头条新闻，成为电视讨论节目的主要内容，而支持法庭裁决的声音却相当微弱，这种似乎一边倒的局面在美国历来的宪法争议中是罕见的。原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电视上说，应该请作出这项裁决的两位联邦法官下台，因为他们的脑子太脱离现实了。这种过激的说法当然很少有人当真，因为谁都知道，联邦法官是终身制的，宪法规定，只要他们品行端正，就不能弹劾他们。
　　但是，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在以后的几天里，电视上出现了宪法专家，认为法庭的裁决显然是有道理的，表示支持这项不讨好的司法裁决。因特网上的表达更为自由，很多人表示拥护法庭的这项裁决，认为这项裁决符合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我们的朋友山德尔是犹太人，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项裁决，他说，从他小时候起，“忠诚誓言”里的“上帝之下”一句，就让他感到不舒服。尽管人家告诉他，这个“上帝”并不特指哪个宗教的上帝，但是他知道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基督教的上帝，对他这个犹太孩子来说，那就是“别人的上帝”。
　　6月27日，裁决公布后第二天，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宣布，这一裁决将接受该法院全体法官的复审。电视上请来的专家们说，这个裁决很可能通不过复审而胎死腹中。即使能够通过复审，这个争议无疑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而联邦最高法院支持这个裁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事情并不如舆论表达的那么单纯。这个仅仅涉及口头上的两个单词“上帝之下”而在21世纪终于爆发的宪政冲突，应该放在美国社会世俗化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
　　第四部分读书（二）
　　“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2）
　　一、忠诚誓言
　　“忠诚誓言”是美国公立中小学学生每天在操场上或教室里一个简短的仪式上，面对国旗朗诵的一段话：
　　我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上帝之下不可分割、人人都有自由与正义的国家。
　　这一段话一开始和政府没有关系，是美国民间自己创作，用于在仪式上对孩子的教育。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体国民的团结和对国家的忠诚在战争期间成为非同小可的事情，国会才通过决议动员全国中小学每天在仪式上师生一起朗诵。1942年的版本中，没有“上帝之下”这几个词，而且，仪式和朗诵都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
　　1954年，美国人在冷战中看到了核大战的威胁，产生了文明灭绝的恐慌。这种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己对手的思路和行为没有把握。美国人认为核战争之所以危险，很大程度上因为苏联是无神论意识形态下的专制国家，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为了要强调美国人民是“敬畏上帝的人民”，在存亡威胁的时刻获取精神力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提案，在“忠诚誓言”中加入“上帝之下”这两个词。
　　1954年版本的“忠诚誓言”，至今已经用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是美国民权意识及其社会规范大为提升的时期。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案有将近一半涉及民权问题，多次对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条款作出裁决。无论哪一级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或资源，帮助和扶持任何一种宗教，会被判定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是违宪的。比如，在公立学校的仪式上集体祈祷，比如毕业典礼上集体祈祷，公立学校运动队在比赛前举行的祈祷，都是违宪的；在法庭墙上或公立学校教室里张贴悬挂基督教的十诫，是违宪的；在公立学校里讲授基督教《圣经》，是违宪的。在这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看到公立学校里每天的忠诚誓言中，“上帝之下”这个短语的宪法问题，但是取消这个短语所必须经历的司法程序，却一直没有开始。其原因在于，联邦司法系统，特别是最高法院，虽然有解释和裁判法律的权力，但是根据宪法中的“案件和争议条款”，它必须恪守“司法自制”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不诉不审，不审不判”，它不能主动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而必须有人告上门来，形成一个案件或争议。如果民众不告，对于司法系统来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来不在具体案件或争议的判决之外对法律作出解释。在美国历史上，国会和白宫曾经多次要求最高法院对某些问题提出司法系统的意见，都被最高法院拒绝。这样的约束，恰恰是为了防止司法沦为国会和白宫的附庸。
　　另一方面，民众告政府的案件要使法庭接受的话，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比如，争议中的问题已经涉及了具体的伤害，而司法程序能够对这种伤害作出弥补；争议中的冲突和伤害是现实已经存在、已经发生的而不是预见的或者想象的；争议中的伤害和司法程序能够作出的补偿还没有过时；冲突的双方都在，而不只有某一方要求对争议作出裁决；等等。有些人以为，只要是一个个人或是组织，对某条法律有“违宪”的看法，就可据此告上法庭，这是对“司法自制”原则缺乏了解。其实在这些“违宪”指控前面，都必须有“伤害”存在。所以，若一个组织对某法律不满，想要挑战司法，则必须先找出“伤害”事实，并由受伤害者或其代表提出起诉。这样的条件，有时候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满足。特别是在地方法律中，有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成文条例，早已陈旧淘汰，不再强制实施，却仍然存在于法律文本中，就因为这种不再强制实施的旧法律没有了被伤害者，缺少司法挑战的机会。
　　这样，就在最高法院作出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等政教分离裁决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逻辑上矛盾的现象：在政府主持的公共场合，常常听到人们公开提到“上帝”。在美国发行的所有钞票上，印着“我们信任上帝”；在法庭和国会的正式听证会上，所有证人要手摸《圣经》，发誓说实话，并祈祷上帝帮助；即使是总统的就职誓言和法官们的就职宣誓里，也会祈求上帝帮助。尽管从理论上说，这儿的“上帝”并不特指基督教的上帝，而可以是任何信教者心目中的上帝，但是这种仪式和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渊源是无法否认的。美国的一些国定假日，比如圣诞节，其基督教节日的来源是毫无疑问的。
　　原则上讲，这些场合提到“上帝”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的。而法庭要求证人在作证以前必须宣誓，却是强制性的，宣誓以后说的话就是“在誓言之下”，此后说假话就是伪证罪。在欧洲历史上，这种宣誓曾经是一种宗教要求，表示你是在上帝面前发誓，是对着上帝作证。随着历史演变，现在法庭承认民众宗教多元化，证人可以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象征来宣誓，也可以不引用宗教对象而宣誓。也就是说，理论上，证人在法庭上可以带一本犹太教的《五书》，或者一本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或者带一本佛教的《金刚经》去宣誓，并表示要菩萨保佑，或者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对任何神，仅仅对法律起誓。联邦法庭曾经作出裁决，这样作出的宣誓，在法律上的效果完全相同。
　　现在就可以理解，尽管有很多人面对这些一再提到“上帝”的公共场合感到不舒服，但是对此提起司法挑战，却必须有一定的条件，你必须向法庭证明，你受到了侵权或伤害。而这些提到上帝的场合的“自愿”和“自主选择”的规定，使得你很不容易证明这种场合的侵权和伤害。这就是“忠诚誓言”一直用了半个世纪，用到21世纪的原因。
　　终于，机会来了。
　　第四部分读书（二）
　　“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3）
　　二、纽道诉美国国会案
　　迈克尔?纽道（MichaelNewdow）是加州一所医院急诊室的医生，49岁，是一个坚定而热忱的无神论者。他有一个8岁的女儿，在公立学校二年级读书。根据加州的法律和学校所在学区的政策，学校老师每天都会带领“自愿的学生”，朗诵1954年版本的忠诚誓言。根据美国人公认的概念，未成年孩子的权利和利益由孩子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代表，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是父母或合法监护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政府或任何团体的权力。纽道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也像他一样，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每天学校里老师带领宣誓，频频提到“上帝之下”，等于在向他女儿灌输宗教意识，这使他相信，自己女儿的合法权利遭到了侵犯。尽管法律规定，宣誓是自愿参加的，她女儿完全可以不参加宣誓，但是，作为一个二年级的孩子，等于被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而且还要听到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的宣誓，这仍然形成了一种伤害。
　　纽道后来接受CNN采访的时候披露，早在1996年，有一天，他看着自己手里的一枚硬币，看到上面刻着：“我们信任上帝”，心里想，“我不信任上帝。这是我的钱，为什么要刻着信任上帝？”纽道在加州大学医学院毕业行医以前，还正经在密执安大学法学院学过法律，他相信宪法和法律是站在他一边的，政教应该分离，他的女儿不应该受到这种伤害。1998年，他住在弗罗里达的时候，就向法庭起诉，但是被法庭驳回，因为那个时候他女儿还没有上学，“伤害”只是他的预见和想象，法庭不接受。在他搬到加州，女儿入学以后，他再次走向法庭，提出民事诉讼，一口气把美国国会、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克林顿、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女儿的学校所在的学区、学区的督导，统统列为被告。
　　这就是纽道诉美国国会案。原告纽道要求联邦法庭下令取消忠诚誓言中“上帝之下”的字眼，但是并不要求政府对他和女儿受到的伤害作出金钱赔偿，他不是为了钱去惹这个麻烦，打这个官司的。
　　在联邦地区法庭上，被告学区的律师向法庭提出主权豁免。美国国会、总统也向法庭提出，要求驳回原告的指控，声称政府官员只是依法工作，在这前提下具有不受指控的主权豁免，法庭只能对法律的合宪性问题作出裁决。地区法庭驳回了原告的指控，从而上诉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上诉法庭长达几十页的裁决书，一开始先要对司法权问题作出解释。裁决书指出，原告要求美国总统修改、取消或中止“忠诚誓言”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美国总统没有这个权力，该案涉及的是联邦某成文法的合宪性问题，总统不是该案一个合适的被告。
　　同样，根据分权、制衡的原则，联邦法庭没有权力干涉国会的立法，不能对国会该立什么法，不该立什么法发表司法命令，所以原告要求法庭下令是不合理的。但是，联邦法庭可以对1954年法令的合宪性问题作出判决。
　　然后，裁决书用相当的篇幅详细论证纽道的案子是不是能够成立，即纽道的合法权利是不是受到了实际的侵犯和伤害。裁决书重复以前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意见：“父母有权指导自己孩子的宗教培养，并据于此，有权保护他们的权利。”裁决书认定，在小学生的年龄，再加上在教室这样的封闭环境里，忠诚誓言无疑是向小学生传达了政府支持某种宗教而不喜欢别种信仰的信息。法庭认定，纽道和她女儿受到了“事实上的伤害”。
　　最后，裁决书考察1954年版本的“忠诚誓言”，在增加了“上帝之下”的字眼以后，是不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确立条款”。
　　法官古德温在裁决书中指出，国会当年增加“上帝之下”的字眼，是为了强调美国和无神论对立国家的区别，这一做法是和宪法规定的政府不得扶持任何一种宗教的规定相违的。“确立条款”不仅禁止政府牺牲其他宗教来扶持和促进另一种宗教，也禁止牺牲无神论者的利益来促进和扶持任何宗教。
　　裁决书用冗长的篇幅引用了以往最高法院关于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诸多判例，最后宣布，1954年增加“上帝之下”字眼，以及该学区要求教师带领学生朗诵带有这些字眼的“忠诚誓言”，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确立条款”。
　　79岁的法官古德温和71岁的法官瑞哈特投票同意这一裁决书，而63岁的法官费尔南德茨表示同意裁决书的前面大部份，却不同意裁决书最后对忠诚誓言违宪性作出的判断，他说：“人们要求我们支持这样的结论，认定这个国家忠诚誓言中‘上帝之下’的短语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宗教条款。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条款原本不是要把宗教表达驱逐出公众思想；它们是为了避免歧视而写下的。”
　　他说，《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条款，最重要的是它要求“中性”，它实际上是最早形式的“同等保护条款”，即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宗教信仰。他承认，有些人在场听到这样的字眼会感到不舒服，可是同样，另外一些人会因为拿掉了这些字眼，不能朗诵这些字眼而感到不舒服，而国会必须面对现实，作出平衡。
　　第四部分读书（二）
　　“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4）
　　三、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
　　宗教和信仰的自由，被美国人看作最基本的民众权利，没有信仰自由就等于没有思想自由与精神自由，也就没有一切自由。而宗教自由在具体社会环境下的保障，取决于政教权力的分离。美国人最早在世界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写进了他们的宪法。
　　我们知道，400年前，“五月花号”冒着风浪严寒来到北美的新英格兰，是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寻找一块信仰自由的“上帝承诺之地”。早期的北美殖民地人们，多有虔诚而坚定的宗教信仰，却又怀着纯洁心灵、纯洁世界的理想主义而排斥异端。早期殖民地是政教混合的，和他们要逃避的政教合一的英国如出一辙。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种种逃出欧洲宗教迫害的新教徒们，却不能容忍互相之间的不同。殖民政权经常加入冲突，甚至酿成流血。著名的罗杰?威廉斯，由于其观点而不能见容于马萨诸塞殖民当局，被迫出走，而后创建罗德岛殖民地，开始宗教自由的尝试。他是北美宗教自由的先驱。
　　1786年1月，弗吉尼亚州议会在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弗逊的倡议下，由杰弗逊起草通过了著名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在这个法令中，杰弗逊声称，信仰什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权利，不受他人的强迫。他说：“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它，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因为在判断这些宗教的倾向时，当然是这个官吏做主，他会拿他个人的见解，作为判断的准绳，对于别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自己的思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
　　最后，托马斯?杰弗逊写道：“虽然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议会，只是人民为了立法上的一般目的而选举成立的，我们没有权力限制以后议会的法令，因为它们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权力，所以，如果我们此时声明这个法令永远不得推翻，这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我们还是有自由声明，同时必须声明，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权利，都是人类的天赋权利，如果以后通过任何法令，要把我们现在这个法令取消，或者把它的实施范围缩小，这样的法令，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条款的先声，而托马斯?杰弗逊最后写下的那段话，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国会不得立法”条款的先声。《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是如此重要，托马斯?杰弗逊在自撰的墓志铭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曾任美国总统，却写下了他是《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者。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当200年前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的时候，其实含有两重意义：一是防止政府扶持、促进某一种宗教，或者打击、镇压另外一种宗教；二是防止教会利用民众信仰和信徒的追随，来干预世俗政府事务。那个时代，真正的无神论者还很少，政教分离的具体实施就是在各种宗教，其实就是基督教各教派之间一视同仁。那个时代还没有提及“上帝”就会伤害无神论者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会在美国钱币上、在法庭上、在其他一些政府主持的场合听到人们提及“上帝”的原因。
　　四、新时代的新问题
　　北美殖民地是宗教信仰者寻求和开拓的理想之地。美国人一向认为自己是敬畏上帝的，并把敬畏上帝看作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来源。然而，过去的100年是美国民间迅速世俗化的时代。美国人，无论朝野上下，无论俗界神界，对建国之父们定下的政教分离原则深信不疑，可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哪些传统做法是过时了，是违背政教分离的，哪些只是承袭传统，是可以保留的，这却常常在民众中引起分歧，从而时不时地惊动最高法院来作出裁决。政教分离原则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在教会和政府之间，有一道“墙”。可是，同时，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美国朝野的很多价值来自于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也就是说，这道“墙”的两边，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联系着。如今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兰奎斯特就曾表示，所谓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墙”，其实并不存在。
　　1984年，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在一项裁决中判定，在美国钱币上印着“我们信任上帝”字眼，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确立条款”，因为这种字眼的宗教寓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复使用中，事实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也就是说，这种字眼出现在钞票上，已经不会形成对无神论者的冒犯和伤害。可是，中小学校里“忠诚誓言”中的“上帝之下”呢？它是不是冒犯了无神论者的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是不是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
　　纽道诉美国国会一案的裁决发表后，保守派纷纷谴责，是自由派的“政治正确”教条弄糟了事情。巧的是，这一裁决发表的第二天，6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接近票数作出裁决，低收入家庭孩子从政府得到的教育资助，所谓“学费代用券”，可以用来支付上私立学校的学费。而全美2/3的私立学校是教会学校。这等于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私立教会学校。最高法院判决，只要学童作出上私立学校的决定是完全自主的，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也就是说，政府没有故意动员、劝导或强迫学童上私立学校，是学童家庭完全自主地决定上私立学校，那么，允许学童用学费代用券来支付私立学校的做法并不违背“确立条款”，是符合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
　　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对纽道一案的裁决公布以后，据《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87%到89%的民众支持在忠诚誓言中保留“上帝之下”的字眼。54%的人认为，政府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定要避免提及宗教；60%的人认为，领袖们公开表示信仰上帝，这对国家有好处。但是，显然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当代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只有29%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45%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84%的人认为，只要不明确表明是哪个“特定宗教”，那么在学校、政府建筑物和其他公共场合提到“上帝”，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预言，纽道一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多半会被最高法院推翻，可是回顾最近几十年最高法院的历史，你就会知道，现在如此断言还为时过早。几年前的焚烧国旗案，也是国会和白宫都表示支持，大多数民意也表示支持，却连续两次被最高法院以5比4判定违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自有他们的思路和逻辑。这一次，关键在于，“上帝之下”这几个词，到底是不是伤害了无神论者。最高法院将怎么判，是“在上帝之下”还是“和上帝无关”，还是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第四部分读书（二）
　　极右派——民主体制下的必要邪恶（1）
　　法国大选，极右派勒庞崛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6.9%的选票，引起欧洲和世界舆论一片惊呼。法国人这次没有别的选择了，“宁选骗子，不选法西斯”，只得把票投给近些年声望不佳的右派希拉克。在第一轮遭淘汰的中左阵营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左派法国共产党，都号召选民投希拉克的票。希拉克得到了82%的选票，成为现行选举制度实行几十年来得票最高的人。当40万民众走上巴黎街头，举行反对勒庞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时，报刊舆论欢呼法国民主将获胜，似乎忘记了第一轮选举前报刊纷纷报道勒庞连500个民选人签名都难以凑齐，投票结果却吓了大家一跳。如今，勒庞誓言要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争取得到1/3的席位，和左派、右派三分天下。我们站在法国之外，怎样看待这次极右派的浮出？
　　一、极右派浮出是对民主的威胁吗？
　　勒庞以反移民为中心的言论，让欧洲人恢复了60年的记忆。人们把他比作希特勒，把他的崛起看作对民主的威胁。这种“威胁论”是一种贴标签法，省了很多动脑子和说理的力气，却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勒庞是在法定的民主选举中“崛起”，这一“崛起”的下面，是在4,100百万选民中有18%的人认同他的主张和诉求。40万人的盛大游行，并没有动摇占人口18%的勒庞追随者。法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18%民众的诉求，不是一个小数目，理应得到政治家和国家管理者的严肃注意，这是民主选举制度的本意。人们纷纷指责勒庞引起争议的极右言论，却不问为什么会有18%的民众支持他，如何对这18%民众的呼声作出回应？
　　尽管有记者撰文指出，投勒庞票的人动机各异，有些人是怀旧，有些人是同情纳粹，或者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不可否认，这种人只是极少数。最热情地认同勒庞的人，大多数是底层工作勤奋而贫穷的白人工人农民，他们认为左翼政府的政策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了不安全感，而且长期来对他们的呼声和诉求置若罔闻。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他们的呼声和诉求，这次他们用18%的数量迫使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18%的选票不是对民主的威胁，恰恰相反，它表明民主体制运行良好，不同的利益浮出水面，异见的声音得以表达，这正是成功之处。
　　二、从亨廷顿到布坎南
　　勒庞的要害是反移民，福利政策、犯罪问题等等是移民问题上派生出来的。现在法国人口中有10%左右是穆斯林，这是一个日益引起民众关注的问题。不过，要是说移民，以及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争议，总不会比美国更厉害吧。勒庞在美国的同道有没有因此而崛起呢？
　　和法国不同，美国移民问题历史悠久，但是移民问题影响文化认同，却和欧洲差不多同时，发生在最近的10来年。60年代以后，左翼的文化多元化成为“政治正确”的主导舆论，到90年代冷战结束，审视未来，多元化趋势下的文化认同问题渐渐浮现出来。亨廷顿在他的文化冲突理论中强调，美国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对人口构成演变而导致美国丧失西方文明特质的未来忧心忡忡，批评克林顿行政当局面对这一趋势乐观其成的态度。
　　在移民问题上强烈批评现行政策的，首推右派政治家帕特?布坎南。布坎南出生于1938年，曾经是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和演讲撰稿人，是共和党右翼的知名人士。
　　布坎南的观点和勒庞如出一辙。在移民、犯罪、福利、堕胎合法化等等问题上，他们的言论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勒庞反对欧盟，布坎南攻击联合国。布坎南观点的核心是，他认为，由于美国白人出生率低而少数族裔出生率高，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合法和非法的移民，美国的人口构成在演变，未来白人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多数地位，而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美国，等于亡国。他的新著就叫《西方的死亡》，此书还有一个提示性的副标题：正在衰亡的人口和移民入侵怎样危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
　　1992、1996和2000年，布坎南三度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三度失败。共和党人对他的极端右派立场也感到头疼，他后来作为改革党的候选人参选，民众投票总计为1%。他在政坛上“崛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他仍然有这1%的铁杆追随者。左翼对他的戒心也像今日法国人对勒庞的警惕。不过，美国人大可不必像今日法国人这么紧张。布坎南要得到18%民众选票迄今为止还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既然移民问题在美国比在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极右派之“崛起”没有发生在这儿呢？
　　第四部分读书（二）
　　极右派——民主体制下的必要邪恶（2）
　　三、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这儿
　　两年前，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列普塞特（SeynourMartinLipset）和盖利?马柯斯（GaryMarks）合著了一本研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著作，《没有发生在这儿》（ItDidn'tHappenHere），它也有一个副标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他们考察探讨的是，为什么美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特例，左翼工会、激进社会主义政党、激进工人运动为什么没有在美国“崛起”。如今我们探讨美国激进右翼没有像欧洲那样崛起的原因，几乎可以逐条从这本书中核实其原因。虽然是一左一右，道理却是一样的：这些激进左翼也罢，极端右翼也罢，都是成熟制度下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这些左翼右翼是和平的、合法的、有民众参与的政治博弈的结果。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是难兄难弟，它们互为镜子，一同消长，轮流起伏，互相反弹。他们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没有发生在这儿》探讨了激进左翼社会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蔚为大观的原因。
　　在制度层面上，美国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大选举团选举总统的制度，抑制了小党的活动。第三党崛起而获取百分之十几的民众选票已经相当吃力，在大选举团里却根本表现不出来。所以美国政界台上台下200年来一直是两大党轮流。各派政治力量如果不想长期做无用功，浪费政治资源，就必须在两大党的活动中获取阵地。而两大党的松散的组织结构，公开的活动，好似市场竞争一样面向大众的风格，使得大部分民众可以在两大党的政纲中得到价值认同。小党和激进左右派是始终有的，但是两大党在当中，民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分布。这是一种稳定的、即使变化也取缓进势态的结构。
　　在社会层面上，美国底层的大量移民来自于世界各地，移民的文化特征多元化，造成了工人组织多流派。任何政党都很难抹平移民的差别而将他们都统一到一面大旗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经常采取的激进姿态，反而将新移民驱离于激进左翼之外。
　　在现代思想史上，美国并不是蛮荒之地。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确立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它不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国，也是思想和观念的强国。各种思潮，左的右的，都在这儿发育，寻找认同和追随者。这儿不仅自然空间大，也是制度空间最宽敞的地方。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信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美国有特殊的地位。“二战”后在欧洲一些国家被法律禁止的纳粹活动，在美国却始终是合法的。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K党，主张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机器的各派共产主义思潮，主张暴力反抗的黑人组织黑豹党，在美国都是合法的。也恰恰是这种较大的制度空间让民众有选择的自由，激进派无论左右就难以崛起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最为明显。在只有一个宗教的社会，宗教极端分子容易成为社会的危险，而在有动辄数以百计宗教派别的地方，什么宗教激进派别都难以坐大到危害社会的地步。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无论什么宗教信仰，不管是激进的、极端的、好战的，还是宽容的、中庸的、和平的，在美国都有追随者和组织，但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崛起到动摇社会稳定的地步。
　　前几年，听欧洲来的朋友说，欧洲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美国政界和民间的保守颇有微辞。法国人视美国为观念落后，在200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如此，可谓源远流长。比较而言，这里面可以说有一种思想方式的不同。对于热忱地追求实质正义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时代进步了，在观念上落后就是落后，进步和落后是可以分别得出来的。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观念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进步和落后之分。所有的观念，或许都有其价值，一旦要作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则有合适不合适的“度”的问题。
　　相比之下，勒庞在法国第一轮选举中得票16.9%的时候，激进左派得票也高达10%。两个端点同时浮出，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当40万民众五一大游行声势浩大的时候，他们期望着极端右翼将被唾弃，事实却很可能走向反面。极端右翼不会因此而缩小，左倾政策走向极端反而会引起右翼反弹。这种现象，历史性的1968年已经演示过一遍了。
　　四、必要的邪恶
　　西方民主国家极端右翼不约而同地以反移民为政策诉求，纷纷在民主选举中“崛起”，反应了全球化将要面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将在地区之间发生，而且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展开。这种冲突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民族主义高涨，追溯到60年代西方的观念革命，更直接地追溯到最近几十年西方社会政策的普遍左倾。极端右翼“崛起”，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寻求利益平衡的反应。
　　民主制度的本意不是回避民众中的价值和利益冲突，而是诉诸于以制度程序来寻求利益的平衡、价值的妥协。极端分子、激进分子和好战分子的活跃，潜在着一种对现有秩序的威胁。民主制度处理极端分子崛起的方式不是运用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资源来压制其诉求，而是依赖程序的运作，让不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反应到政策平衡上。
　　作为新移民，我们不赞同帕特?布坎南的极端右翼政治观点。可是我们也觉得，正是在体制长远健康的意义上，美国社会应该感谢极左派如乔姆斯基，也应该为极端右派布坎南的浮出水面而欣慰。布坎南是为美国预防未来重病而打的防疫针，是民主制度下的必要邪恶。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一样，都是社会政策的一种观察标杆，它为政治家标出了危险区域的边界：任何看上去良好的动机，任何听上去美好的理念，都有现实的局限；不要为单一理念所惑而向一侧滑得太远。否则，必然会引起反弹，今日微不足道的1%，明天突然就会崛起成为18%，吓你一身冷汗。
　　的确也是，不管激进左派或极端右派的言论在你听来是多么刺耳，保证他们能够浮出水面，让他们参与为这个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是社会制度健康的标志。而这比任何左右之争都更重要。
　　第四部分读书（二）
　　坦白从宽也要言而有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一件检辩交易案的裁定
　　今年6月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数对“美国诉赫伯”一案作出了对被告赫伯有利的裁决。此案的要害是所谓检辩交易问题，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用认罪或交代来换取较轻的控罪，相当于我们熟悉的“坦白从宽”。
　　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联邦宪法有一个《宪法第五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受到检察官指控的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如果觉得坦白了对自己没好处，他就有权不坦白。任何人如果觉得说了会“自证其罪”，就有权不说。检察官不能用“抗拒从严”相威胁。《宪法》给予被告这种权利，主要就是为了杜绝逼供信，因为逼供信是司法不公的主要肇端之一。
　　可是，事实上检察官在调查和起诉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被告一方的配合和帮助的。所以，检察官经常会和嫌犯谈判达成交易。嫌犯用认罪来换取较轻的控罪，这样从检察官一方来说，就免去了冗长而困难的诉讼过程，而被告一方则得到较轻的惩罚，甚至免于惩罚。有时候，检方为了取得一些重要证据，会用免于起诉，即给予一个豁免，来换取某嫌犯提供这些证据，或在法庭上为检方作证。这种情况在起诉有组织犯罪，比如对付黑手党的时候，用得很多，因为有些证据非内线人物无法取得。
　　美国的检辩交易和我们熟悉的“坦白从宽”有点不一样的是，嫌犯是通过他的律师和检察官谈判的。这种谈判，讨价还价，形式上和做生意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检察官是用从宽或豁免来换取坦白；嫌犯则利用手里掌握的证据，根据检察官想得到这些证据的急迫性，来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从宽程度或豁免程度，达成交易才肯松口认罪坦白。
　　检辩双方之所以要谈判才达成交易，因为如果达不成交易，到了法庭上，在中立的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双方都有输的可能。嫌犯有可能判下很重的罪名和刑罚，检方也有可能因为手中的证据说服不了陪审团而诉讼失败，让到手的罪犯逍遥法外。检辩交易谈判的时候，手里的筹码就是将来万一到了法庭上，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所以这样的谈判都必须有双方的律师来十分专业化地进行，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庭审结果的预计上。如果双方的预计相差很远，那就很难达成交易。如果预计是一致的，通常嫌犯的律师会劝嫌犯接受交易。
　　可见，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检辩交易和我们熟悉的“坦白从宽”的最大不同是，它是先谈判好了，讲好条件，达成交易，然后才坦白的，而不是先坦白了，看你坦白的程度、坦白的态度、坦白的成绩，然后酌情来给你从宽。美国的检辩交易是按照法律程序达成的一种契约。
　　那么，像所有的契约一样，在达成以后执行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争议或分歧，比如说，检察官在事后发现他给出的“从宽”条件太“宽”了，像做生意签下了一个赔本的买卖一样，起了反悔之心，怎么办呢？这就会产生新的法律争讼，“美国诉赫伯案”就涉及这样的问题。
　　韦伯斯特?赫伯是克林顿总统夫妇在家乡阿肯色州的老朋友，也是一个老资格的法律界人士。当年，克林顿夫人也是法律界的新星，曾经被选评为美国最出色的100名女律师之一。赫伯曾经和克林顿夫人在白水土地开发项目中同过事。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他把这个小岩城的老朋友任命为联邦司法部的副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可是，好景不长。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白水案的调查很快就查到了赫伯的头上。赫伯立即就从司法部副部长的位子上给捋了下来。斯塔尔抓住了赫伯的尾巴，不仅让赫伯尝了十几个月的铁窗滋味，也把当任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弄得灰头土脸。
　　可是，白水案如此小题大做，全是因为这里头要查的是总统克林顿。斯塔尔盯住的是克林顿。在调查赫伯的时候，他发出传票将赫伯传到大陪审团面前，要求赫伯交出有关白水案的11个类别的文件。赫伯却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予以拒绝，甚至拒绝回答这些文件是不是存在。按照法律，他有权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想得到这些文件，就宣布给予赫伯以有限豁免，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交出这些文件，从这些文件里发现的你的犯罪行为就不予起诉，给豁免了。
　　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逻辑，赫伯获得有关这些文件的豁免，在这些文件的问题上就不能再援引保持沉默的第五修正案权利了，因为你现在不会自证其罪了，你得到了不予起诉的豁免，谈不上有“自证其罪”的问题。
　　赫伯在这样的条件下，交出了关于白水案的总计13,000多页的文件。
　　现在我们知道，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没能在这些文件中发现克林顿总统的问题。但是他在这些文件中发现了赫伯偷漏个人所得税的证据，而这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他想据此起诉赫伯。
　　联邦法庭驳回了独立检察官的起诉，理由是，这一起诉是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赫伯交出来的文件的基础上，而赫伯交出这些文件的条件是得到了豁免。联邦上诉法庭要求地区法庭确定，检察官起诉的证据有哪些是在赫伯交出文件以前就掌握了的，如果检察官不能证明他预先就掌握这些证据，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这样，这个有关是否能够起诉的争讼到达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下级法庭的意见，作出裁定，独立检察官对赫伯的起诉应该予以驳回。大法官保尔?斯蒂文森代表最高法院的意见书里说：这些文件不是从天上奇迹般地掉到检察官的桌子上的，它们是在赫伯援引了他的保持沉默的宪法权利，得到检察官的豁免，达成交易以后而自动交出来的。独立检察官不能用这些证据来起诉赫伯。
　　用我们熟悉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说好了坦白从宽，就得言而有信。
　　第四部分读书（二）
　　佐治亚州的希望工程
　　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首先能够看到的两国差异，总是浮在最表面的东西。例如，当时中国读大学不要钱，而美国的大学需要相当昂贵的学费；又例如，当时的中国学生的学科限定非常死，在美国修课却很灵活，你可以随意选读自己想上的课，也可以随意地转系和转专业。选课更是随便，只要交一份钱，就可以上一门课，专业不论。这些结合起来，美国大学好像更有了“学店”的味道，就是交钱买知识。
　　我们所在的佐治亚州，从来就是美国的落后地区。100年前，整个州只有7所公立高中。这里穷人居多，收上来的税就少，公共教育的经费也就少。教育跟不上，经济受影响，穷人也就多。这是天天在那里发生的、长时期在起作用的非良性循环。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情况当然已经有所改观，整个州的公立中小学，早已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覆盖了所有的适龄青少年。在我们看来，和当时的中国相比，这里的高等教育也已经相当普遍，可以做的选择很多。有了各种助学基金，建立在社会信用制度之上的学生贷款制，也已经很完善了。
　　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靠贷款读书的，她狠狠心贷了一大笔钱，上了一个在我们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似的船上大学。这个学校在一艘大轮船上，荡在海上的时候就上课，学习内容多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上一段课就停泊在某一个国家。结合课本知识，眼见为实。她因此去过上海，还见识了柏林墙的倒塌。现在她辛辛苦苦挣钱，连续还了几年的学生贷款还没还完，却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可是，也说明了学生贷款的普遍。
　　尽管如此，佐治亚州的教育经费和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还是严重不足，尤其是大学的助学金少，也就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前途。佐治亚的第79届州长米勒是个很实干的人，年轻时还当过几年的海军陆战队员。许多人认为，美国人的选举，是严格按照党派归属做选择，其实并不见得。佐治亚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保守州，料想应该是偏保守的共和党占了天时地利。其实到了选举的时候，老百姓一人一票的选择，总是非常现实：谁能更好地替这里的百姓谋福利，就投谁的票。米勒是一个民主党人，却由于他的政绩，在佐治亚这个保守州，整整当了8年的州长，退休时还拥有85%的民众支持率，并且很快又被选为代表佐治亚州的2名联邦参议员之一。这就像在纽约，料想是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的天下，可共和党的朱利安尼却能稳稳地连任市长、深得民心。
　　米勒州长始终认为，要根本改变佐治亚州的面貌，只有从教育着手，惟有教育是未来的希望，可是，上哪儿去弄钱呢？他苦思冥想着，慢慢地，一项计划逐渐形成。1991年1月14日，米勒州长向州议会提出了一项惊人提案，建议对佐治亚州的州宪法增加一项修正案，修正对彩票的禁令，开放彩票，以彩票收入的利润，百分之百地用于教育，包括建立一项名为“希望”的基金，为大学生提供助学金。
　　这项提案在佐治亚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以为美国人“开放”得不得了，到处都是赌场，其实远非如此。即使一些卖彩票的州，赌场仍然是被禁止的。至于该“开”还是该“禁”，它的决定权完全在民众手里。其根据就是美国的自治原则：每一个地方，由老百姓自己决定，他们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要有什么样的规则，要不要彩票赌场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的决定，常常会引出一个州的全民公决。
　　佐治亚是出了名的保守州，在保守的民众眼里，要发行彩票，那差不多就是开赌了，洪水猛兽都将随之而来。于是，整个州都沸腾起来，进行了少有的全州大辩论。尤其在州众议院以126比51票通过，州参议院以47比9票通过，还需要全州民众公决的时候，收音机里尽是辩论，公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广告，那是他们各自用募捐来的钱做的宣传。这在宁静的佐治亚是很罕见的现象。经过整整1年10个月的辩论，在1992年11月3日，最后以1,146,340票比1,050,674票的接近比数，非常悬乎地通过了发行彩票的州宪法修正案。回想起来，米勒州长确实很不容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关口。假如因此得罪了大多数选民，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从民众几乎五五对峙的投票可以看到，这位州长为了筹措教育经费，究竟冒了怎样的风险。
　　法案通过以后，佐治亚州并没有急急忙忙地开始卖彩票，而是在米勒州长的主持下，在此后的9个月里，设立了三个独立的彩票基金项目：希望助学基金会、对4岁学龄前儿童教育基金会和专业技术基金会，建立和完善它们的具体运作规章。在一切基本就绪的时候，1993年6月29日，佐治亚州才卖出了第一张彩票。出乎大家意外的是，佐治亚州彩票在第一年就创下全国记录，销售额达到11亿3千万美元。当年就为佐治亚州的这三个教育基金提供了3亿6千万美元的资金。同时，大家也暗暗松口气——天，好像并没有就塌下来。
　　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育早已经是免费的，所以米勒州长的计划是扩展教育的两端，就是免费的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资助高等教育的希望助学基金。希望计划是随着基金的增长，在不断地扩展它的覆盖面的。从一开始仅仅提供给公立大学的学生，到包括私立大学的学生；从资助2年，到资助4年完成整个本科学习；从仅仅提供给普通中学毕业生，到同样提供给由家庭教育的同等学历的学生，等等。希望助学金不仅条件变得越来越宽泛，提供的金额也在增加。
　　2002年，佐治亚州的希望助学金，已经可以向每个获得资助的公立大学学生，提供除了食宿以外的全部学杂开支，私立大学学生为每年4,100美元。希望基金对平均成绩在中等以上的学生提供更多资助，也大大刺激了学习热情。从这项计划1993年开始到2000年，在短短7年时间里，有50万个佐治亚学生，获得了总数为10亿美元的希望基金无偿资助。加上原来的联邦资助和各种其他助学和贷学金，在佐治亚这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州，现在孩子从4岁进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几乎全部免费。人们已经在谈论，不用几年，读研究生也可以免费。这里的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因此而被完全改变了。辛苦工作着的佐治亚州居民，不需要再为孩子的学费犯愁。他们对孩子的前途，完全有理由寄予更高的期待。千百万个家庭和他们的孩子，因此看到了希望。
　　希望基金的运作成功，和它严格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它的运作始终在阳光法案规定的监督之下，财务状况和运作过程完全是公开的。1998年11月3日，佐治亚人再次投票增加一项宪法修正案，保护希望助学计划不受未来的任何立法和政治干扰。就这样，一向被大家看作是落后的佐治亚州创造了一个奇迹。从1998年开始，由于希望基金的发展，佐治亚州已经连续4年，在全美国50个州的大学生资助评比中，名列第一。1997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参照米勒州长的思路，提出了他的版本的全国希望助学计划。
　　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中，亲眼目睹了这个变化，看到佐治亚州的普通人、年轻人，都因此而变得更为自信。回头望去，却惊讶地发现，我们离开时还不需交纳学费的中国，学费已经暴涨，成为家长的沉重负担。不仅大学，就连中小学、幼儿教育的费用也并不例外，而助学金制度却远远没有跟上。
　　于是写下这篇介绍美国版“希望工程”的短文，不知是否会对中国助学制度的发展，有一点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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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末四个队注册，打得好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