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蒋英 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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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网

在中国科学院宿舍区一排老旧的红砖楼群中，有一座普通的小楼，这就是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夫妇的家。走进这个家，满眼都是藏书，在屋中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德国制造的黑色大三角钢琴。这架琴记录了这对夫妻挚真的情感、至诚的追求、至上的奉献……

悠悠青梅竹马情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都是前清秀才，又同是留日学生，两人回国后都在北京供职，因此两家来往甚密。

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5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蒋英从蒋家过继到钱家是非常正式的，蒋钱两家请了亲朋好友，办了几桌酒席，将蒋英的名字也改为钱学英。

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非常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去。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

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钱学森和蒋英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蒋英儿时喜爱唱歌，颇有音乐天赋。1935年，蒋英随父亲到欧洲考察。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从此开始了她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

而钱学森，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对艺术也很热爱。书法、绘画、写作、小品尽显才艺。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钱学森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的海洋之中，10多个年头，钱学森与蒋英彼此没有来往，只有艺术的种子孕育在各自的心田。

然而，当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把蒋英在欧洲的留影拿给钱学森看时，照片上那动人的微笑和儿时就依稀可见的美丽，在钱学森的心里掀起了微澜。

这年的旧历七月初七，是钱学森刻意选择的良辰吉日。钱学森终于下定决心，向蒋英求婚。

钱学森来到蒋家，走到蒋英面前恳切地说：“英妹，12年了，我们天各一方，只身在异国他乡，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多么需要在一起，互相提携，互相安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要相逢，我们却一别12年，太残酷了。这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去，你答应吗？”

的确，两个人虽无书信来往，但是，长久的分离，并没有封冻两颗相爱的心灵，相反，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思念。他们都在无言地等待着对方。

1947年，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在新家的起居室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多年之后，当蒋英忆及往事，依然回味无穷地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因此，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不知为什么，我喜欢的他也喜欢……”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8月，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

整整5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一把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虽然说竹笛和吉他的声音并不那么和谐，但这声音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心和动力。

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承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夫妇回国。但当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6岁的儿子永刚、5岁的女儿永真在机场最后登机时，美国政府又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20多年间积累下的研究笔记。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

在回国以后的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他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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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防科工委

一

钱学森挽着妻子蒋英的胳膊悠闲地漫步在他执教的加州理工学院附近一条林荫大道上。“后面还会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跟踪吗？”蒋英轻声地问。

“当然会有。“钱学森并没有回头。却十分肯定地回答着，“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走另一条街。”蒋英轻声地提议道。

“没有必要。”钱学森想了想说，“我现在完成了和美国国防机密毫无关系的《工程控制论》，他们判断我改行了，因而跟踪可能会放松一些，我们进茶馆去吧！”

钱学森挽着蒋英，慢悠悠地走进了一座幽静的茶馆。

刚一落座，旁边桌上便坐上了两个戴墨镜的人，两人的目光不时扫向钱学森和蒋英坐着的这个餐桌。

“我到卫生间去一下。”钱学森的声音很大，“你在这坐一会儿。”

蒋英会意地点点头，不经意地瞥了邻座一眼。

邻座戴镜的跟踪者显然听见了钱学森和蒋英的谈话。他们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

蒋英悠闲地喝着茶，再也没有瞥邻座的人一眼。

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钱学森终于再次出现，他喝了一盅茶，对蒋英说：“我还要回去备课，咱们走吧！”

钱学森挽着蒋英的胳膊，悠闲地向家里走去。

“信寄走了吗？”一进家门，蒋英便焦急地问。

“寄走了。”钱学森笑着点点头，“为了避过联邦调查局的耳目，给比利时家人的信，是用一张大信纸写的，请他们转给陈叔通先生，请求他为我们联系回国的信则是用一个小小的纸烟盒写的,我从侧门走出寄信，他们竟然一点没有察觉，两个笨蛋！”

钱学森呵呵地笑了起来，蒋英也咯咯笑了起来,说：“学森，你真行，难怪联邦调查局拿你没办法！”

二

钱学森挽着蒋英的胳膊，带着儿子、女儿漫步在天安门广场。

“啊！我们终于回来了，蒋英。”钱学森拉着蒋英的手，向金水桥走去，孩子们在后面紧追着。

“北京的变化多大呀！”钱学森深深地吸了口天安门广场的新鲜空气，“我离开北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广场到处都是乞丐、游勇和流氓，你看看。”钱学森指着金水桥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实在是瞬间万变两重天了！”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呀！”蒋英感慨万千，“真的，学森，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要我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这正是你的本行呀！”蒋英十分高兴。

为了照顾钱学森一家，领导上要他们暂住条件较好的招待所。“这怎么行啊！”钱学森连连摇头，“建所哪儿也得花钱呀！”蒋英也坚决表示：“招待所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去住的。”

领导上执拗不过他们，只得同意他们住进力学所。

一家人搬进正在筹建的力学所，其生活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

力学所分管总务的副所长来了。看到钱学森简朴的住房，有些过意不去，深含歉意地对蒋英说道：“比起你们在国外，这儿条件差多了。”

蒋英十分爽快地说：“你说的确实是事实。但是，所长同志，您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副所长问。

“在自己的祖国，喝口水都是甜的。”蒋英真情地说。

“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副所长感动地点着头，“蒋英同志，你是学音乐的，领导上准备安排你到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不错，我是学音乐的，而且非常热爱自己的音乐事业，但是我暂时不能到音乐学院去工作。”蒋英回答得十分干脆。

“为什么？”副所长有些不解。

“学森需要我，学森的事业和我的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前者。”

“据我了解，”副所长望着身前沉思着的蒋英，“你是一位国际上知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难道不为此感到遗憾吗？”

“说没有一点遗憾，那是假话，因为我毕竟为此奋斗和苦炼了半辈子。”蒋英坦诚地说，“但学森的事业对我们的祖国说来，比我的事业重要得多。想到这里，我的遗憾也就变成了满足。”副所长感动地点点头，一位伟大的女性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站在一位伟大科学家的身后。

三

“蒋英，”钱学森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我要出一趟差。”

“又要出差？去哪儿？“蒋英问。

“很远的地方。”钱学森细眯着眼，仿佛看着一个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总该有个地方呀！”蒋英有些不高兴了。

“蒋英，你知道我工作的性质。这地方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钱学森十分认真地说。

“对自己的妻子也要保密吗？”蒋英的嘴微微有些翘起了。

“是的，这事关系着我国重大的军事机密。周总理说，他是连邓颖超同志也不告诉的。”

“周总理连邓颖超同志也不告诉？”蒋英睁大眼睛问。

“是的，”钱学森认真地点点头，“周总理确实是这么说的。”

蒋英不能再说什么了。周总理和邓颖超是她最尊敬的两个人。周总理连邓颖超都不告诉，学森不告诉自己也就可以理解了。

“什么时候回来？”蒋英关切地问。

“不知道，该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

蒋英哭笑不得：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回答吗，但她还是忍住了：“我去给你准备衣物吧！”

“不用了！”钱学森连连摆手，“一切那儿都会发的。”

“那我这个当妻子的就要失业了。”蒋英站在那儿无所适从。

“暂时的嘛！”钱学森笑着说，“我一回来，你不马上‘就业’了！“

钱学森背着淡绿色的军用挎包，消失在没有月色的夜幕里。

蒋英像骤然失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回到空旷的客厅，茫然坐在长长的沙发上。

一天，二天，三天……

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

钱学森不但没有一封来信，连个电话也没有，怎么办？学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蒋英焦急地在室内踱着步。一圈，两圈，三圈……

她终于憋不住了，急切地找到一位领导国防工业的国家领导人。

“请问，钱学森到底到哪儿去了？”蒋英一进门便问。

“请坐！请坐！”这位国家领导人笑容可掬，“坐下来说，坐下来说，喝茶！喝茶！”他倒了一杯热茶，送到蒋英手中。

蒋英没有坐下来，端着茶杯立在那儿，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站了一会儿，蓄积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三个月一封信也没有，连一个电话也不打，他不要我了，不要孩子了，也不要这个家了，那我就放一把火，把这个家给烧啦！”说完，竟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冷静点，冷静点。”国家领导人仍然满面笑容，“蒋英同志，你今天向我‘索夫’来了，这是完全应该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吧，你的学森同志，我们再‘借’两个月。我保证两个月内一定‘完璧归赵’！”

蒋英仍然在抽泣着。

“要不要给你打个借条啊？”国家领导人一本正经地说。

蒋英破涕为笑：“唉！真拿你们没办法！不过，两个月后再见不到学森，我可要拿首长是问啊！”

两个月后，钱学森如期“归还”蒋英。只是她的学森身体瘦了一圈，脸庞晒得黝黑，两只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你呀！”蒋英眼里汪满了泪水，用手轻抚钱学森黝黑的脸庞，“为了你那个‘事业’连命都不要了！”

钱学森嘿嘿地一笑：“命是为事业服务的嘛！”

“别忘了，你的命，还有一半是你妻子的呀！”

“好呀！我的命是十五的月亮，事业一半，妻子一半！”

“你呀！”蒋英咯咯一笑，“叫我怎么说你呢！让我摊上你这么个丈夫。”

四

台上摆满鲜花，“钱学森授奖仪式”的横幅庄严地挂在礼堂讲台的上方。

钱学森露着谦和的微笑，坐在主席台上。蒋英端庄地坐在他的身旁。

授奖仪式最后一项议程，请钱学森同志讲话。

钱学森站起身，向大家真诚地一鞠躬，微笑着：“其实，对我说来，完全没有必要为我举行这么一次隆重的授奖仪式，我为祖国和人民做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如果我或多或少地为人民做了一点事业，那是与我的爱人蒋英同志的支持、关怀和爱护分不开的。今天，有这么个机会，我倒实实在在地要向我的爱人蒋英同志表示感谢。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5年间，蒋英同志管家，她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我还特别要向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们介绍，就是蒋英同志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我是干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了。蒋英同志是干什么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想得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位女记者流着激动的泪水，记下了钱学森诗一般的讲话。

会议休息室里，女记者走到钱学森和蒋英的身边，轻声说道：“钱伯伯，您刚才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我、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作为一名记者，特别是一位女记者，我能更进一步了解你们这方面的过去吗？”

“可以呀，”钱学森笑着望了身边的蒋英“让年青人知道我们这一辈人在爱情上是怎样走过来的，很有好处嘛！”

“太好了！”女记者马上掏出采访本，“钱伯伯，那就请你讲讲吧！”

“好。”钱学森微微点了点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和沉思，“我和蒋英称得上是青梅竹马，蒋英是我们国家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和我父亲钱均夫是同窗挚友。我们两家过从甚密，我和蒋英便成了童年时代的密友。长大以后，我们的交往更加密切。但我们都是事业型的，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要，也不在乎卿卿我我朝夕相守。当时，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蒋英也有二十四五岁了，我们早就到了婚龄，但为了各自的事业，我们婚期推迟了又推迟，直到1947年才在上海举行婚礼。我作为一个科学家，迷恋于自己的科学事业。科学家的妻子总要比一般人的妻子付出得更多。我勤于科学而疏于内务。蒋英理解我，体谅我，尽管她也醉心于艺术，但为了我安心搞科学，情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一切家务皆由她主动承担。我在美国遭到当局的逮捕、关押、软禁，在全家受监视、受侮辱的长达5年的艰难岁月里，作为最忠实的伴侣，蒋英不顾一切始终和我并肩站在一起，替我排忧解难，给了我战胜磨难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家常常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务的恫吓、搜查和捣乱。蒋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进行无畏的斗争，不顾一切，全力保护我，让我有一个研究科学的小天地。为了摆脱外界无休止的骚扰，蒋英辞退了美籍女佣人，而且经常搬家。两个孩子还很小，蒋英挑起了烧饭、做菜、洗衣、带孩子的重担。一个自小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大家闺秀，一个造诣很深的音乐艺术家，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样的女性，难道不值得赞颂吗？因而，我在授奖仪式上，抑制不住地讲了那段话。”

女记者做完采访录，抬起头来，问道：“钱伯伯，如果要给你们这段爱情取个名字，应该叫什么好呢？”

钱学森想了想，笑着说，“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

蒋英听完，也笑了，说：“这确实是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完美的结合，而且应当加上一句是‘科学与艺术在爱情上最纯洁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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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需要灵感，很多灵感都来自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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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了而没有快乐，是最大的失败。 钱老风雨后，有家庭陪伴支撑算是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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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易历史

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内心很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

　　动笔的冲动有两个。

　　3月28日，凤凰卫视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办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再过两年他就将成为百龄福寿老人。我在电视前，目睹了感人的盛况。

　　几天后，我去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在电影院观看了2008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香港人翻译成《读爱》。那就是一个关于二战和德国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国人表现出了强大的忏悔力，所有的人都在对纳粹的罪恶进行反复的辩论、反思和批判。

　　当我默默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钱学森的那个故事，然后，决定写这篇文章。

　　阳光和粮食的算式

　　我想说的故事发生在整整半个世纪前的1958年。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在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子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坚决的忏悔才是民族进步的动力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因粮食的短缺，农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这一切，距今刚刚50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科学家。1955年，在国家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在其后的数十年中，他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此次，凤凰卫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进行网民调查，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月6日)，有326票同意，反对票为零，所有跟帖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但是我总觉得，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他还活着，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乡愿”的民族，我们很善于自我原谅和原谅别人，并视之为美德。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使得我们常常忘却苦难，并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坚决的忏悔和永不自我原谅，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进步的动力。一个有羞耻感的国家，才可能具备反思力，才可能持续前进和获得尊重。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摘自：《新周刊》2009年第12期 作者：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