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既白-看得我百感交集啊

金鱼和农夫

上海既白

作者：新井一二三
雙城記

二○○九年夏天，我去了上海十天。這之前最後一次上海之行是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中間相隔了二十二年。結果，同一座上海在我眼裡卻像是兩座城，展現出當時和現時的雙城記。記得一九八七年春天的上海，跟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在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到處貼著紅色大標語。二○○九年的上海則是世博會前夕，整座城市為了進行美化倒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工地。

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年我曾經每年都有機會去上海。記得八三年底認識的當地待業青年阿鵬，有一次在淮海路的梧桐樹下，邊走路邊跟我說：「上海趕上東京起碼需要五百年了。」當時我還是個漢語初學者，對於中國人常用的「五百年」這數量詞頗感新鮮，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同一次在上海，我也學會了另一個漢語單詞「口罩」，清楚地記得學習地點為浦東渡輪碼頭。當年的黃浦江東岸還連一棟高層大樓都沒有，滿是灰塵的大荒野，大家戴著口罩低頭走路的。我也在碼頭小賣部比手畫腳地購買一個，然後向售貨員提問：「這東西叫什麼？」誰料到那片荒野一九九○年代以後竟然翻身為中國的曼哈頓，即將建造多如天上星星的摩天樓。連五十年都用不著，上海至少在這一點上早已超越東京而凌駕於世界任何大都會了。阿鵬你現在在哪裡？

在一九八三年底的上海，我也結識了兩個自稱香港人實為偷渡客的粵籍小夥子阿德和阿成。我們結隊去錦江俱樂部（即租界時代的法國總會）裡珠寶盒一般華麗的游泳池、桌球室等，獨佔場地玩得瘋狂。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凡事內外有別滿嚴格，唯獨外來遊客（包括港澳同胞，但台灣同胞還沒有正式登場）能自由出入屬於老上海的娛樂設施。當時的錦江俱樂部多年未經裝修，破舊得有點像鬼屋，或者說曾經無比漂亮的女人上了年紀以後神經出了點毛病的樣子。今天舊法國總會已經變為上海花園酒店，衣冠不整者不得進入的，何況是揹著背包的窮大學生和來路可疑的偷渡客。

等等等等，我講起舊上海的回憶就喋喋不休。但是，這次相隔二十二年訪問上海卻甚少有重遊舊地的感慨。反之，我感到迷惑不解，好像到了另一個星球似的，或者說曾經熟悉的那座城市怎麼也找不到了。上海這些年來的變化實在非常大，應該說是根本性的。站在南京路街頭看左右，我就是不能把今天的景觀跟二十世紀八○年代的記憶連接起來沉湎於懷舊。由我看來，舊的南京路消失了，新的南京路出現了。中間發生了什麼？難道是一場革命？


黃浦江上

我也記得一九九五年在電視上第一次看到東方明珠塔時感到的失望。我跟多數外地人一樣，極其愛護老上海的歐洲式建築，無法理解為什麼要蓋科幻漫畫一般醜陋滑稽的塔樓來破壞老上海的浪漫泰西氣氛。後來的十多年，關於新上海如何改頭換面聽得很多了。每次聽到浦東的地名，我都想起來學會了「口罩」一詞的始末。儘管如此，還是萬萬沒想到上海的變化竟像一場革命那麼大。

二○○九年八月，我搭乘黃浦江遊覽船，從水上望外灘也望浦東新區。由於整條外灘連公路帶步行道都在施工，令人無法步行，連計程車停車的地方都沒有，要看外灘景觀只好到水上來。本來偏愛老上海建築的我，對新蓋的高樓大廈從一開始就抱有成見。可是，心平氣和地觀察而公平地評論，新上海並沒有我所懼怕的那麼難看，大體上保持著跟香港、曼哈頓差不多的水準，尤其天色轉黑以後，群體摩天樓連帶高架公路都點起五光十色的燈火來，說相當好看也該不算過頭。而且比較一下黃浦江兩邊的景觀，誰也不能不承認，浦東新上海的鋼筋水泥叢林已經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壓倒了浦西老上海的石頭建築。連我自己都覺得，與其到外灘餐廳吃老式法國菜，倒不如去浦東新修的濱江大道邊找家露天餐廳喝啤酒吃披薩。

站在名人號甲板上遠望著外灘，我心中不禁嘆口氣：曾經顯得那麼雄偉的歐洲式石頭建築，如今似乎埋在新大廈叢林中，看起來像矮個兒老人家了。重新刷油漆的效果，和新加坡的唐人街（或者被多重高樓商場包圍的豫園）一樣，跟周圍的現實不再相干，倒像規模嫌小的主題公園了，如今看來比東方明珠塔還要滑稽都說不定。

那時忽然想起來了，我也曾經在這水面上觀望過外灘。當時的上海是以卡其為基色的破舊大都會，沉沒於深棕色的回憶裡，使紅色大標語顯得更加刺眼。在古老的泰西建築上放置的超大標語寫著：「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一九八○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逐步開始，只是還沒真正輪到上海來。當時，紅色大標語不再散發著光輝，反之給人過時而殘暴的印象。那標語到底是什麼時候被撤走的？拿往年的印象跟今天的場面比較，我領悟到：懷念老上海恐怕是舊時代外地人的一廂情願，這座城市的居民大概一直想著跟香港一樣自由發展，盡情建造新的、現代的、後現代的、傳奇的、令人咋舌的摩天樓。


上海－香港

八月十四日抵達上海的當天下午，等雷陣雨過後，我就離開酒店而去了位於福州路、雲南南路街口的逸夫舞台，為的是購買第二天演出的京劇門票。逸夫舞台原名叫做天蟾舞台，芥川龍之介在《上海遊記》裡寫到在這兒看戲的始末（他坐在籐椅上被臭蟲咬得厲害）。芥川是一九二一年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海外特派員訪問江南各地以及北京，回日本後發表了一系列以中國為背景的散文和小說的。我這次來上海之前，上網查看近期的文化項目，出乎意料地發現天蟾舞台如今都有演出京劇，只是名稱改為逸夫舞台了。

逸夫當然是邵逸夫。我當初還以為，香港影界大亨有錢有義氣竟買下了上海老劇院，其實不然：邵爵士祖籍寧波出生在上海，早期曾活躍於上海電影界，解放後把事業基地轉到香港去了，但是過了半世紀改革開放終於輪到上海之際，及時回來在多項文化福利事業上做捐助，一九九○年代初改建天蟾舞台不過是其中之一項。

在今天的上海，香港的影子處處可見。其實，超過一萬棟的高樓大廈，不就是上海人非得把自己的城市變成香港的強迫心理所致嗎？陸家嘴難道不是上海的維多利亞港？屈臣氏、佐丹奴博得人氣不在話下，港式茶餐廳、避風塘茶樓受上海人歡迎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想。（我也一樣沒想到在上海街頭會看到鼎泰豐、鹿港小鎮、一茶一座、台南擔仔麵、池上便當、涮涮鍋、味千拉麵、迴轉壽司等等，那麼多台灣、日式館子。）

另一方面，很難分辨究竟屬於上海還是屬於香港的事物也不勝枚舉，讓人懷疑這兩座城市是否生為連體嬰。最好的例子是四大百貨公司。我一九八二年第一次經過北京到上海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南京路的第一百貨商店，因為商品的種類、品質、時髦度都明顯超過王府井百貨公司。當地導遊告訴我，這家商店原先是老上海四大公司之一大新公司，我才領會了其所以然。十多年以後，我去回歸中國前夕的香港工作生活，有當地朋友告訴我：永安、先施兩家百貨曾經是東亞最大、最繁華、最摩登的大都會上海之黃金地段南京路上的頭號名店，至今在香港的地位都高人一等。朋友的口氣中充滿著對老上海的憧憬。恐怕當年香港人作夢都想不到：上海人即將開始拚命模仿香港的一切。兩地之間似乎有雙方向的單相思。

所以，這次到上海得知永安公司已在原址重新開張了，先施公司也早回上海展開零售業了，我差一點就又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所襲而感動了。畢竟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路開業的永安公司，五六年公私合營後改名為第十百貨商店，六六年文革中再改名為東方紅商店，六九年又改回第十百貨，八七年一度叫做華聯商廈，近年才恢復了永安公司這原名的，誰能不被二十世紀南京路的滄桑壓倒呢？可是，我在上海買的旅遊指南書裡清楚地寫著：四大公司本來就是廣東華僑所創辦，並不是純粹的上海老字號。這真教我昏頭昏腦了。後來我查清楚了：永安公司確實是廣東中山郭家創業，一九○七年先在香港皇后大道開百貨商店，十一年後到上海發展的。上海永安的總經理郭淋爽解放以後並沒走，文革中被關押在牛棚裡，七四年在上海去世。原來永安公司的歷史其實比我想像的還要複雜。


滄海桑田

所謂老上海，是相對於解放後的新上海而說的。一九九○年代以後的上海又進入了跟之前截然不同的新階段。也就是說，雖然大都會上海的歷史只能追溯到鴉片戰爭後清廷跟英國簽了南京條約的一八四二年，但是在後來的一百六十多年時間裡，這座城市至少經歷了租界時代的老上海、紅色年代的舊上海、市場經濟時代的新上海三個階段。（如果你願意，當然可以分得更細。）而在今天的新上海，正如永安公司的例子，本來屬於老上海的事物隨著紅色年代的結束重新登上歷史舞台的可也不少。

比方說，天蟾舞臺也並不是過去的一百年一直演出京劇下來的。想到文革時候傳統京劇受壓迫的程度，如今一九八○年代以後出生的新世代演員在舞台上精彩表演而受老一輩票友的熱烈支持，真是難能可貴，也教人不能不佩服傳統藝術的生命力。我這次在上海亦看了越劇「何文秀」的演出。開幕前在台上介紹作品和演員的趙志剛，講到一九八二年他第一次飾演同一部作品主角時候曾引起的大轟動；那也是紅色年代剛過去的日子裡，上海人對當地戲劇倖存重生表示的鼓掌喝彩吧。

從老上海，跳過舊上海，到新上海重生的例子，在建築方面為數不少。最傳奇的例子非俄羅斯駐滬領事館莫屬。一九一六年在黃浦江20號建成的德國文藝復興式建築，最初的主人是沙俄駐滬總領事；經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到了一九二四年第一任蘇聯領事才駐進；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後，在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一度外交來往很頻繁，領館為此提供場所；然而，從一九六○年代到七○年代，由於兩國共產黨的路線分歧，蘇聯撤銷在華領事館；文革時期，大樓被改作海員俱樂部了（我記得八○年代初在上海住附近的浦江飯店、上海大廈，當時外白渡橋邊那棟紅色屋頂的大洋房還掛著海員俱樂部的牌子）；一九八六年中蘇兩國重建外交關係，蘇聯恢復了駐滬領事館；誰料到一九九一年蘇聯竟然解體，之後又改名為俄羅斯總領事館了。


紅色撲克

那天從逸夫舞臺的售票處出來，我發現劇院大門旁邊有家相當破舊的書店，門口邊擺著各種撲克牌販賣：有熊貓花樣的，有中國古代神像花樣的，也有毛澤東花樣的。我拿起毛肖像的撲克牌看，盒子上印著：「紅色經典主題撲克——紅色記憶」。這一類的玩藝兒我以前在北京也看過，只是這次對標題裡的「記憶」兩個字稍微感到彆扭。

後來在上海的十天裡，我看到毛澤東肖像的次數非常少：湖南家鄉餐廳門口貼著一張，賣給外國遊客T恤的攤子在古巴英雄切‧格瓦拉的肖像旁邊也掛著毛T恤，如此而已。這跟前些年在北京，前衛藝術家們紛紛把毛肖像化為平面立體的各種作品，連計程車司機都把毛肖像當避邪符掛在後視鏡的情形很不一樣。

這次在上海，我偶爾會忘記自己身在中國大陸，因為走在上海街頭的感覺，跟在東京、香港、台北、新加坡等其他國家的城市非常相似了。我去中國快三十年了，這樣輕鬆的空氣好像第一次呼吸到。我當初以為那感覺是全球化的消費行為帶來的，因為新上海的商業建築有些跟香港的一模一樣。比方說時代廣場吧，從外觀到裡面設計，都讓你搞不清楚到底身在上海還是在香港銅鑼灣。走進商場，賣的貨色亦全是英文字母的世界名牌。

剛開始，我不允許小孩在上海的百貨店購買迪士尼、芭比娃娃、凱蒂貓、Bandai、LEGO（樂高）等外國玩具。「好不容易來一趟中國，給我找些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好不好？」我囑咐他們。可是，逛了幾家商店找來找去，賣的都是那些外國玩具，沒有穿旗袍的娃娃也沒有寫著漢字的七巧板。若是非得買有中國味道的東西，似乎只好去如今主題公園化的豫園了。做媽媽的先著急，後覺得無奈而說服自己：畢竟在東京的百貨商店，帶有日本特色的商品佔的比率有多少？來日本的外國遊客買回家的早就不是日本娃娃，而是家用電器、照相機等等跟傳統文化無關的國際商品了。 再說，上海商店賣的那些外國玩具其實全是中國製造的。哎，我當然會弄不清楚身在哪兒了。

但那還不能說明一切。以前從國外到中國大陸，始終擺脫不了一種令人神經緊張的約束感。那是剛抵達中國機場的剎那就開始的，因為當年在機場大廳一定有端槍立正的人民解放軍士兵值班。這次無論在機場還是在市內，我連一次都沒有看到軍人。唯一的例外是電視播放在上海舉行的「將軍後代演唱會」那一次。上了年紀的前文工隊員們穿著軍裝唱〈游擊隊之歌〉、〈我的祖國〉等老歌曲，給人的印象不外乎真人版本的紅色撲克。


東方既白

有一天，我在人民廣場地下的通道牆上高處看到了一家連鎖餐廳的廣告，字號旁邊寫著「肯德基的兄弟品牌」什麼的。那店名，簡直奇襲一般，教我頓時喘不過氣了。我受了天大的震撼，一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東方既白」？我花幾秒鐘，一個字一個字地確認。沒有看錯，確實是「東方既白」。但怎麼可能？我從來想都沒想過在中國大陸「東方」一詞會跟「紅」以外的顏色連接起來公然使用，何況跟「白」色，何況在上海。

後來上網得知，那字號是取自〈前赤壁賦〉的：「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不過，我的驚訝卻一點也沒有因此而減少。「東方既白」。看到了那字號以後，我才清楚地意識到了，曾經在中國大陸無所不在，但已經從上海市面上消失，因而改變了整體社會氣氛，使上海的空氣跟外國城市沒有分別的，究竟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上海員警的制服換了款式，如今的制服以藍色為主，背後還用英文寫著：POLICE。再說，警車、公安局的標誌都不用紅色而用藍白兩色了。宣傳世博會的海報看板也基本上不用紅色，而主要用白、藍、綠三種顏色構成的畫面上寫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其實不能算是口號，無法大家齊聲大喊嘛，而且很像「明天會更好」，逼人一定聯想到台灣、香港。它跟北京奧運會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屬於不同樣境界，把視野限在城市邊境內。「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標語當然得退場。 如今在上海街頭已經找不到紅色年代的痕跡，雖然那才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其實，除了撲克牌、湖南餐廳和T恤攤子以外，我也還在兩個地方看到了毛澤東肖像。一次是在四川北路的魯迅紀念館，另一次是在新天地的中共一大會址。兩個地方近年都進行過裝修，很乾淨、很好看。而且兩個地方都不收費，顯然有教育年輕一代的目的。暑假裡，魯迅紀念館相當擁擠，畢竟外邊的公園有許多活動，至於中共一大會址則安靜多了。不過，我還是覺得，新上海最為摩登的新天地一角有新中國誕生的紀念碑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大家去參觀，因為人格是個人經歷的綜合，民族是共同記憶的綜合。只是任何敘述都該有開頭和結尾。為紅色年代的到來做介紹的同時，也需要介紹紅色年代的退場，否則嫌片面，也講不清楚新上海是從哪裡來的。

上海書城的一樓有個角落專門擺著關於上海的書籍，把眾多書歸納為兩個領域：「老上海」和「新上海」。屬於老上海的書，如《回夢上海老洋房》、《回夢上海老弄堂》、《百年上海》等等，都圖文並茂地講述從一八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曾聞名於世的十里洋場，充分刺激外地人的懷舊情調。屬於新上海的書，我覺得最新鮮而有用的是針對於國內遊客的旅遊指南書，如《走遍中國——上海》，講的自然是眼下的上海，最早也只追溯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開始為止。在老上海和新上海之間曾經存在了三十年之久的紅色上海，在市內最大書店裡沒有專用的書架，在市面上也給抹掉得差不多了，連影子都難找著，除非去不收費的官方設施受教育去。

我逛上海書城，除了看到自己的著作以外，最大的收穫是買到了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這本書。關於三十多年前中國的多篇文章，為我補充在老上海和新上海之間所缺席的書架，同時提供理解今天的框架。翻翻書頁，我發現「去中國化」「告別革命」等非常關鍵的概念。有趣的是在序言裡李陀就說，出版這本書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對抗不需要記憶的時代。他寫道：「我們似乎正在進入一個失去歷史記憶的時代，一個沒有歷史也可以活下去的時代。現實好像要證明，人的記憶似乎沒有必要一定和歷史聯繫，人的記憶只能是功能性的，房子車子票子，事無巨細，錙銖必較，沒有昨天，沒有過去。」他講的並不僅是上海而是整個中國。可見，壓抑歷史，不談何來何去，人竟會失去記憶的。看樣子，二十世紀曾位於各種社會轉變前衛的上海，今天好像又位於這股風潮的前衛了。

金鱼和农夫

介绍一下作者，新井一二三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东京人，为了摆脱家人的影响，年轻时就离家到中国读书，后来去加拿大和香港工作，后来结婚生子回到日本定居反而不习惯了，所以她的中文和日本写作水平都很本土，然而视角跟一般的中国人和一般的日本人非常不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

其实她难得写那么长的东西，我倒是一口气读完了也不觉得长--极惭愧又佩服，一个客人对这座城市的洞察，让人不禁学日本人那样感叹：不愧是新井啊。这带起的回忆和乡愁，居然来势汹汹，虽然我的童年记忆里面，并没有了退色的红色标语，只有午后和爷爷坐在马路边晒太阳时，空气里面旋转的尘埃。

呵呵，那年我回上海，在人民广场地下通道里面第一次看到东方即白的广告，第一反应也是惊诧莫名的，只是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莫非真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