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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个翻译得还满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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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LZ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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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太好了，等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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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gvnzZOJzbA0[/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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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删我诺贝尔 / 棠湖剑客
2012-10-12 14:25 | 阅读(801) | 标签: 诺贝尔, 莫大先生, 自由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昨夜刚好有点空，本是为莫大先生写了几句，却被天涯枪毙。莫大先生对凤凰卫视说：“这是一个可以自 由发言的时代。”这当然有点扯，除非你是一个睁眼瞎或者是个shammer，你看不见我被网站屏蔽的言，也该看到有多少求告无门的petitioner。但一句话，就已经向D表达了足够多的暧昧信息。这是一个媚眼儿。



以前我一直认为奥斯陆的口味都是比较重的，且一般政 治正确，哪知这次爱上了玄幻系列，难道这世界真的太单调了么，不好说。



中国人获奖了，除了前年，我没有与有荣焉的感觉，前年，心酸的感觉更多，但总能感到文明世界的关注与呼唤。



网友段子：莫大先生走上领奖台时，台下的掌声和议论声不断，莫先生第一句讲话就让下面鸦雀无声：My Chinese name is shut up.



到想起一个很搞的场面：你敢打我王保长，你敢打我刮民党，你敢打我蒋种菜的信徒，你你你……



莫大先生某日上网，会不会遇上气急败坏的质问：你敢删我莫大爷，你敢删我诺 贝 尔，你敢删我作 协副 主 席的文字，你你你……



莫大先生，你是深藏不露的潇湘夜雨剑发琴音，还是抄写我的奋斗的毛种菜的忠实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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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t.sina.com.cn/j/2012-10-11/122637613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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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科终于玩完了 / 涂子方
2012-10-09 07:49 | 阅读(1261) | 标签: 时事观点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南方都市报：【梁振英宣布同意搁置香港国民教育课程指引】香港国教委员会建议政府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委员会建议回应：同意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希望通过有广泛参与委员会努力，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校能专业自觉的教学方法，学生可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学习。

呵呵。

国教科终于玩完了。

咱在击掌叫好的同时，也记起了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何亮亮在节目中是如何的为香港特首打气，是如何咬牙切齿的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接收国民教育是天经地义”；咱也还记起了亚视时事评论员说“反国教科的中学生是香港的祸害”。——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何亮亮这帮人真是好笑，十足的小丑一般。

地球人都知道：港人普遍认为香港政府强制推行国教科，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

即便如此，港人仍不畏强权，挺身而出，半年多来，无计其数的市民在政府总部集会、演说、绝食，港人波澜壮阔、持之以恒的群众抗议场面将记入史册，他们誓死捍卫香港核心价值观和一国两制的决心令人敬佩。

66我老人家觉得吧：

国教科玩完，至少说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说明中央在处理港澳台事务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弹性，我党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已不象从前那么僵硬；

其二、说明一国两制要在香港真正落实，这不是港府的事情，也不是中央的事情，而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港人的奋勇抗争，香港就会一天天滑向“一国一制”，要不了几年，香港就会被党化。

其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港人知行合一的勇气、自由意志、公民精神，这一切的一切将会日复一日的的影响大陆人民。

呵呵。

最后发表： 鹰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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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最后发表： 关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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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赚大发了！

最后发表： 太阳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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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指责80后吗？ / 西木1984
2012-10-09 14:16 | 阅读(326) | 标签: 时事观点, 所见所闻, 读书看电影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最近，我的朋友L先生很有些气愤，在某个阳光祥和的下午，约我在西湖边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不等我坐定，他便言辞激烈地说道：“你们年轻人，真是缺乏理性，凡事都诉诸人的本能反应，去对抗你们认为一切不怀好意的西方事务”，甚至不惜用了“脑残”和“傻逼”这样的形容词。

我当然清楚，一向风度儒雅的他是被这几天发生在各地的暴力“反日”游行激怒了。这位60年代出生的精英，曾在多个公开的场合表达了自己对80后的政治期望，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坚力量，成为一代有独立精神、思维的公民。

L先生对我说：“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际使命很难现身。”

所以，我完全理解的他的愤怒和无礼，毕竟他是为数不多看好“80后”的前辈之一。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跟随在80后之后的描述都是“自私叛逆”和“娇生惯养”。他们常被描绘成这样的一种人：不热衷政治，不关心社会。崇洋媚外，喜欢韩国肥皂剧和法国时尚，喜欢无病呻吟，习惯在富足的生活之中寻求忧郁和悲伤。

而有些评论甚至有些尖酸刻薄了，比如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一段话：80后一代在这些虚无、罪错的生存环境里成长，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

的确，同60后、70后相比，中国80后是没有政治意识的一代。包括精明的西方人也发现，中国的80后尽管独立、自我，却对自由、民主、选举权等兴趣寡然。难怪，《时代》杂志Simon Elegant 在描写中国80后的文章“China's Me Generation”里，以一点无奈的语气结束全文，“China's future will be defined by whether they realize that democracy can help China.”

从大的视角来看，他们的成长风平浪静。出生在80年代，却因为年纪尚小，与那个年代的民主运动、文化复兴毫无关系。随之而来，初级政治启蒙却由“四项基本原则”紧紧控制，高等教育则把“马列”“毛论”列为必修课和研究生入学门槛。80后对近在咫尺的历史一无所知。所谓“禁忌”，只是大学内部网络疯狂流传的猎奇物，而非有切身之痛的记忆。不过，这种刻意塑造的忘却，从某种意义上，并非坏事。

政治紧缩只是一种深藏不露的表面现象。80后其实懵懂的认同，似是而非的政治教育并非一种强制接受的价值观，也非一种严肃的学术训练，而是入学踏板石，甚至是记忆力测试。因此，“政治”更像是一次性用品，即用即弃。这也可看作，“工具化”的政治教育，客观造成了一种“政治自由”。

我们可以把中国80后自以为拥有的“自由”看作一种“无知”。虽然横向比较而言，中国的“自由度”并非完满，但是80后一代身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不满倾向。在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有对意识形态不予理睬的自由，他们把这种自由，延伸为互联网和短信中的娱乐势力、草根言论，享受虚幻的色彩斑斓、智慧泛滥。

因此，中国80后的精神层面呈现出一种非常现实主义、世故虚无的“草根”倾向。在80后身上，看不到“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不相信”的怨愤沉重，也没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的单纯希冀。根本而言，他们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规避了政治中阴暗血腥的一面。

话说回来，即使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玩游戏也非洪水猛兽，只要规则公平合理，为其创造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游戏环境，他们在其中体验期待，怀疑，痛苦和狂喜，通过个人努力与团队合作，实现自己每一个微小的愿望，这何尝不是淬炼其精神，独立其品格，拓宽其眼界，增进其智识的过程，有什么不好？

从内心来说，我实在不愿意跟人去讨论“80后”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更有其应有的社会地位，我们是无法用前一代人的观念来衡量，或者套用在另一代人身上的。而事实上，历史上对下一代人的“打包”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无情地批评，上一代人往往对年轻一代表示担心和痛心。比如，20世纪20年代，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就曾经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更可能是一种偏见，是批评者的“杞人忧天”。

李泽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的后记中，引用了西班牙学者马瑞斯对“代”的定义：“‘代’的研究注意于这些‘在成年时（大约17岁至25岁）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各方面具有的历史性格。”正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环境，塑造了80后新生代的社会经验，进而形成了他们的政治意识。

而我想说的是，并非所有80后都让L先生们失望。就像以往几代人，80后也会分化出左翼和右翼，激进派和保守派，他们中间既有韩寒那样的自由主义小将，也有《纽约时报》报道的大学生愤青。L先生在校园和网络上仍旧可以找到大批80后粉丝，而《中国不高兴》不见得就受80后欢迎。

就拿令L君痛心疾首的“反日”游行来说，在一片喊打喊杀的混乱中，也有保持理性、清醒，甚至践行公民精神的例子。看完西安的80后李昭在9月15日那天的经历，大家可能会感慨，我们距离公民，有时只需一瞬间。

当所有人都陷入到一种愚昧的爱国狂欢中时，他能够在不盲从的同时，举起那块”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纸板，这举起的正是一个公民的善意、勇气与责任。从报道中得知，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事后反思，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就像你在新加坡不乱扔烟头，肯定没人给你鼓掌”，舆论的热情赞许让他开心，却也有点寒心。

公民不一定要是英雄，李昭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正如我的朋友，青年学者羽戈所说：“当公民把自己架上英雄的高度，其实质，不是上升，而是下坠。惟有像李昭这样学会摆正自己的身位，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若你稍加关注近些年的新闻，我们就能注意到，中国的80后远非像他们的“前辈”所说的那么不堪，更不是娇生惯养的所谓“垮掉的一代”。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只是不再屈从于主流价值观，对人生，社会和政治有了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他们不过以怀疑的方式与确定共处，以率性的方式与规矩共存，他们大多数已不再认为自己肩负着什么特殊的社会责任或历史使命。

他们自称为“草根”，以此来对抗和解构他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如此，他们当然会遭到一批具有“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的“前辈们”的不满。事实上，这种草根意识并不必然会导致政治冷漠，相反，我发现80后的政治活动正是从精英开始走向草根，“散步”一词的流行可能就与此有关。因此，我觉得他们的出现非但不是中国的一场灾难，相反，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成就着中国。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

常有人在批评80后时，搬出“五四”运动，将80后与“五四”一代的青年进行对比。事实上，“80后”并没有丢掉“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只是因为时代更开放、信息更丰富、视野更开阔，而希望有更大的作为。与那一带青年相比，80后毫不逊色。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革命浪漫主义情结逐渐褪去，更多的青年人依托法治路径，以多种多样的途径参政议政。

2007年，6月1日和2日两天，因为不满PX项目落地本市，成千上万的厦门市民从四面八方走到街上。他们井然有序地进行示威游行，有人衣服上系着黄丝带，有人挥舞着黄丝带。有人呼喊口号，也有人现场演讲。但令人诧异的是，没有发生骚乱，甚至据媒体后来的报道，他们没有留下垃圾，也没有损毁公物。 后来我发现，发起和组织这次抗议，以及参加抗议的主要成员，绝大多数都是80后。看来80后也很会发动群众，玩民主政治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也显得更切合实际，而不再是空泛的口号，他们正试图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改变社会。

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公民意识的崛起。我所在的城市—杭州，像内地其他的许多大城市一样，面临着行车难的问题。虽然市政府出台了一箩筐的法律法规，试图疏导这该死的交通，然而收效甚微。有阵子，大概是病急乱投医，市政府又准备酝酿出台一项限行的试行办法，规定不论是什么时间，只要是外地牌照的车辆，一律不准在高峰期上高架桥通行。 结果，试行办法的征求稿一经出来，便引起了市民的极度不满。

我的朋友陈君，是定居在杭州的外地人，他有一辆宁波牌照的高尔夫，当他看到这项试行办法后，便在微博上率先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项试行办法充满了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出台的程序也不合理。他在质疑中称，作为纳税人，人们有权要求市政府就这项试行办法做出说明，是否进行过调研？是否征求过市民的意见？是否进行过论证？

毫无疑问，陈君的质疑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陈君告诉我说，若试行办法真的实施，他将“以身试法”，若自己真的因此遭受处罚，他将提请“行政复议”，甚至起诉政府。不过还好，这项试行办法最终在市民的强烈反对下做了修改，陈君总算不用去“以身犯险”。

上面的例子都是我熟知或者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而那些借助微博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主力人群依然是80后。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在外围努力的身影，却容易忽视在“中国政治圈内“奋斗的力量。

最近，有两个和“80后”有关的消息，很让人振奋。第一条是十八大代表名单公布，人们从中看到了许多年轻人： 江西的大学生村官邢镭，1986年生；江苏的大学生村官石磊，1988年生；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广东的“打工妹”闫文静，1986年生。

我们抛开参政的效果不谈，至少我相信这绝对是媒体所说的“草根的逆袭”。第二条是北京首次公选“80后”处级干部，我们姑且不表，但也从中看到了80后在政治系统中的崛起。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首先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去年，我去拜访在某市政府就职的一位高中同学，在谈及抱负与理想时，他自谓此生若能造福一方水土就很不错了。在旁人看来，他的政治抱负称不上远大，可若是中国大部分的公务员都如此，那么于国家民族未尝不是好事。

去年，在一些公共名人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兴起了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行为热潮，其中就不凡有许多80后。据我所知，杭州的两位80后徐彦和梁永春就付出了实践，虽然最后未能当选，却在当地引起不少的讨论和影响。谁知道若干年，当中国政治环境更为宽松的时候，不会出现一位“政治人物”在台上说，当年他就是受到这两位“前辈”的影响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讨论80后的政治意识时，我们不要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具体的政治倾向上。80后是一个处于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尚未走向成熟，一时迷茫或冲动都可以理解，现在对其下断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80后近年的许多表现，与其说是一代人的走向，不如说是青年人的特征。

话说回来，我们的国人正在整体大踏步地迈入消费主义时代，L先生讽刺80后是“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笑贫不笑娼的实用者”。可是，当80后的父辈和兄长都抛却了理想主义，忙着唱歌按摩出国旅游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单单指责80后？

最后发表： 果仁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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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嘴呢！

最后发表： 果仁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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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赞同。

最后发表： myoz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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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打战，肯定有底。打战了，中该股无底，中国股市不好说。

600点肯定是底。你等的到么？1000多点就应该是底了（呵呵，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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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沙》—读白晓红新著 / 柏蔚林
2012-10-06 14:09 | 阅读(16) | 标签: 所见所闻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很久以前就听说台湾旅英记者作家白晓红正在写作一部关于中国农民工的书，对于这类话题，我一直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记了下来，一直期待着书的出版。白晓红居英多年，以对中国非法移民在英国地下生活工作状况的报道出名，而其每每深入现场搜集独家第一手材料的热情和勇气更是令人钦佩不已。前一段时间偶然得知书已付梓，于是立刻上网订购了一本。之后用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翻阅了一遍。全书长度适中，并无什么宏大絮语，一如既往的的白氏风格，全是作者亲身采访中经历的一个一个小故事。但读罢掩卷，却不能不令人有所触动。现在关于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文章报道多如牛毛，但能联想到用“散沙”二字来精妙地概括形容这种苦境的作家，大概也就她个一人了。



在她的书中，读者不仅仅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在自己的国家遭受如何的盘剥和虐待，在河南由于卖血而感染艾滋病频临死亡，在广东由于试图罢工维权而遭遇警察和黑帮的暴力，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健康无保障，子女被歧视，冤屈无处申诉。读者还可以看到羔羊一般的他们如何被野蛮的俄罗斯警察欺凌敲诈，如何在默克姆海滩上在汹涌的潮水中挣扎溺毙，在多佛的偷渡卡车上窒息而亡。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人口群体，但又是那么的软弱无力，每一个人就像海滩上一粒粒沙子，孤独地存在着，听凭着命运的摆布，悄无声息地对应一切外力的侵害，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不指望也很少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在我看来，这大概就是作者把这本书定名为《散沙》的直观原因。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流动人口”现象？从书中的一个个故事里，其实不难看出答案。无论从东南沿海的工业地带，还是西北边陲的集贸市场，从多雨的英伦之地，到高纬严寒的莫斯科，到处都是对自己的家乡已经完全绝望的人群，走出去，甚至走出国门去，成了无数中国农民无望人生最后挣扎的方向。一位来自福建的偷渡客就对作者讲到，自己这样做，除了因为国内看不到什么机会，也是希望自家的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以说，任何人读了这本书，难免都会有一种高度纠结的感觉。除了如同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的，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创下了世界奇迹的国家，它的人口大多数，竟然无缘于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被迫常年辛劳以换取微薄的报酬。而另一方面，在这本书的深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不停地制造着“散沙”悲剧的病态社会。



书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一个叫Xue的农民说，“中国历史就是农民被剥削压迫的历史，也是农民如何推翻掌权者的历史。但是新的统治者仍然会重复压迫剥削农民，直到有一天再来一次革命”。“正是我们农民把党推进了权力的核心，没有农民，中国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然而当他们得到了权力，我们农民立刻又开始被奴役和剥削。因为他们说，祖国需要快速工业化，赶上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农民从几十年的革命中得到了什么回报？贫困。”“有人问过农民想要集体化吗？我们只能服从命令，没有选择的余地。农民被组织起来，为国家生产，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在大跃进中，他们用公社来剥夺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把一切都贡献出去给国家，结果数百万人被饿死。”“农民不被允许给自己生产，被迫成为赤贫的无产者。这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制定的原则。”“但是有些人比我们更平等，干部们，他们却可以随心所欲。”最后，他质问道，“那真是一场革命吗？”



坦白而言，在读到这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确有些震惊了。在我个人有限的经历和学识中，这些年来，对于1949年的政权更迭，是否可以被称为一场“革命”，提出过疑问的，这仅仅是第二个人。第一个对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变化的哈佛学者裴宜理。她曾经提出，对于没有能改变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无论其在形式上有多么的轰轰烈烈，都不能成为“革命”。虽然裴宜理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讲出来，但她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任何人无需稍费心思就能理解。而在这里，当这样的话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口中讲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思想的深邃了。相对于今天那些极力把毛时代美化成天堂的所谓新、老左派们，这位农民的思考能力真是不知要比他们高出多少去了。谁能否认，只有当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们拒绝成为继续被愚弄、利用的对象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会发生？！“革命”的重点并不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构。而“散沙”正是把农民视为剥削压迫对象的社会关系的必然结果。



这部书的另一个亮点，是注意到了新一代农民工对于自我尊严的要求，而这在当今中国农民/农民工研究中几乎是看不见的。去年一名西方记者曾经就全球人口流动现象写了一本书，对移民如何改变当今世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在中国的一段，作者就注意到了一个令很多人不解的现象。近年来在深圳，尽管农民工的基本工资一再上浮，但工厂里仍然有着巨大的空缺，常常找不到足够的人工。事实上，劳动力供给并不随着工资上涨而增加的现象并不鲜见。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就提到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在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后，一些南方的前奴隶主试图让以前的黑人奴隶回去工作，并许以不错的工资，但黑人奴隶们仍然选择了离开。在森的眼中，这就是自由的价值。在白晓红的采访中，一名辞去工厂工作的农民工向她解释了原因，“…..我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除了物质的需求，还有进一步精神意义上的需求，即对自我尊严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将决定人的行为，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走向。在今天的中国，追求自我尊严在事实上正在成为一种日渐强大的社会潮流，愈来愈多不同的声音，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正在巨变之中的标志。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懂今天的中国。



看书看累了，于是走在图书馆门前的广场上舒展一下，忽然看见不少学生聚集在图书馆门前的宽大石条台阶上，似乎在准备什么活动。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今天是美国宪法日，学生们是在准备朗读宪法，这是每年一度的重要校园活动之一。看起来参加朗读的学生很多，每人大致也就能读几句而已。 “我们美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一名学生开始朗读了。旁观的人逐渐聚集起来，气氛也一点点热烈起来，那种庄严而又骄傲的感觉清晰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也就是在那一瞬间，站立在人群中的我，心里突然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散沙》，和那些如散沙一般四处飘零的人们。

最后发表： FREE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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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现在，我公布一下我国后年打进世界杯的国足队员大名单

前锋 ：郭德纲，于谦，赵本山，潘长江

中场 ：葛优，濮存昕，陈道明，周立波

后卫 ：姚明，方舟子

门将 ：杨振宁

胡暗道 ：居然没有我的人，就连马英九就没能上大名单？？？

最后发表： 太阳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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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反日行动 / 冉云飞
2012-10-02 19:55 | 阅读(1426) | 标签: 吊诡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冉按：这是我新近发表在《南都周刊》的专栏文字，该刊删节刊出，易名为《从抵制日货说起》。我这些看法卑之无甚高论，但无论怎样，要有更多理性和真实探讨问题的声音，才是我们社会的福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批评。2012年10月2日19：47分于成都

　　　　

　　中日围绕钓鱼岛引起的争端，已经有数十年之久，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和做法，比如同样是游行，日本只有少数右翼游行，虽也有不理智的话语出现，但并未发生暴力行为，更未发生打砸抢等极端事件。但在鲜有游行机会的中国，却有几十个城市发生游行示威事件，尤其是青岛、长沙、西安、深圳等地还发生了极端的打砸抢和暴力伤人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爱国而砸自己同胞的车，伤害同胞的财产及生命，这里面的吊诡并没有人——包括情绪汹汹的抗议者——愿意去仔细思索。一个不会用理智管理自己情绪的人，其面临诸多困境和可以预料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实一个国家的国民群体又何尝不如是呢？

　　

　　别人欺负你，你不是联合自己的亲人朋友，理智地来讨要说法，运用理性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合理的利益。你却使劲砸烂自己的家用电器，打自己的老婆，甚至自残来为自己“争取”利益，这种愚蠢可笑的行为，路人皆知。可是放大到国土争端时，一些参与游行的人，却以砸烂同胞的日系车，打伤和逼迫日系车主为己任，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却被有些人视为高尚的“爱国”行为，实在不可理喻。广东江门市从9月14日起发生7人砸烂车子（大多是日系车）而盗窃财物78宗，至18日始告破；而西安日系车主遇示威人群，被重击头部砸穿颅骨一案，至今尚未告破。青岛和长沙的打砸抢烧，至今也还是悬案未决。有理智的人能否问一问，在高度强调稳定和极有实力维稳的中国，为何能出现这样明显的管理漏洞？这就像你的家人用自残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你作为理智的人却平静看着他自残而不救，这样的咄咄怪事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或许有人会说，游行示威者只是想用砸日本车的方式，来让大家减少买或者抵制日货。由于中日的仇怨，百年来抵制日货有相当的历史，你只要看过美国学者葛凯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就不难了解此中细节。在全球化程度不高的百年前，抵制日货给中国经济的损失不大，还给国货带来了生存空间，但在今天抵制日货就大有不同。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和广阔程度远高于许多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媒体主张中日经济战，那么日本就会倒退20年，真有这样邪乎么？日本对华依赖的40%多是在农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方面，没有高附加值，可寻求他国替代，而中国依赖的20%全是高科技及相关创意方面，有高附加值，可替代程度低。如此一来，打中日经济战对中国的伤害恐怕超出一些人的想像。在尚未出现激烈反日抗争前，据路透社调查400家大中型日本在华企业，有41%的日企想离开中国，可能在此次反日浪潮后比例还会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一些日企工人亦因紧张的中日关系，而非劳资关系而罢工，导致一些日企心灰意冷，就此撤出，对工人本身利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吊诡后果：即失业人数增加，而工作机会减少，就业薪酬降低。

　　

　　由于反日游行带来的恐惧，有不少日资企业停厂、关门闭户，与日本有关的中国企业还插上中国国旗希求保护，日本商品下架隐藏。但反日也成了一些人难得的商机，甚至难免流于表演政治正确的嘉年华会。从踏平和血洗东京等过度情绪化的标语，再到一系列非常搞的商业反日广告，无不彰显出利用钓鱼岛之机来博眼球出位，赚取利益的用心。“凡进店顾客大吼一声‘钓鱼岛是中国的’，打8．5折，大吼一声，‘日本也是中国的’，打8．0折”；一烤肉店贴着“禁止日本人与狗入内”，有卖月饼的每个月饼上嵌入“咬死小日本”、“痛恨小日本”、“赶走小日本”、“打倒小日本”的字样，作用类同于巫师的咒语，类人孩的特质展现无遗。就连当当网这样大型的、以卖书为主体的商业网站，也不忘在你订书时玩附赠一面国旗的活动。此一活动遭到一些读书人的抗议，有人认为违背商业契约，同时也违背了不能用国旗做广告的法律规定。看来以清明理性的读书人作为消费主体，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为了反日，更有奇招拿来应对。日本新闻网报道，中国官方近日下达通知，暂时中止出版日本作家撰写的著作和与日本相关的书籍。中国移动通讯公司对日本动漫、杂志提供的阅读服务也已停止。如此一来，像今年7月东方出版社想“透过华侨华人的书籍，推助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的举动就可能停滞不前。按常理，要反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必须对一国有精细之了解。这方面，日本从百年前以来就做得比我们好，至今仍令我们瞠乎其后。应对中日关系的过度情绪化，其实在日本研究中也是由来已久。以前就有把“知日”说成“亲日”再说成“汉奸”的传统，于今也没有什么变化，否则你就难以理解官方为何要暂时中止出版与日本相关书籍的这种自残行为。难道你真要应对日本带给你的危机，你两眼一抹黑，无须知己知彼，反而更好吗？

　　

　　还有好玩的在后面，作为体制外的独立个人李娜前往日本参加网球公开赛，便被网友骂成是汉奸。同样到日本参加网球公开赛，体制内的彭帅参赛就是爱国。在一些人看来，除了领土之争，好像所有中日之间的交往都应该停摆，其情绪亢奋到没日没夜，什么事都不做要来应对钓鱼岛之争的地步。似乎在他们看来，过任何正常的生活，你都是不爱国的。但未曾想到的是，这二位不停摆自己的生活，到日本去参赛的网球运动员，得到的评价却大不一样。原来爱国与否，还得看对方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恐怕会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爱国者大跌眼镜。西安碑林大队抓获参与砸车的网友“超级赛亚人”，是个与母亲租住十平方米的打工仔，这就像资料显示有的参与砸车者来自西安城中村一样，爱国恐怕只是个由头，借机发泄社会不公和底层怨气罢了。李娜与彭帅参赛之别，以及参与游行打砸抢的人，与争取钓鱼岛的关系度实在有限。不少人在反日上充满内在紧张与精神分裂而不自知，这样下去，国没爱到点子上，却制造了不少精神病人，甚至使自己锒铛入狱。

　　

　　几年前日本作家嘉藤加一和中国学者刘柠分别写过《假如日本失去中国》和《假如中国失去日本》的文章，谈了中日之间互相不能失去的重要性，实在是值得认真倾听的理性声音。理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太稀缺了，因为不理智情绪不仅是我们几十年仇恨教育的结果，更是有些持有媒体话语权者，不理智滥用自己话语权的结果。《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连篇累牍地以威胁口吻谈到对日开战，甚至有个别媒体人主张核平东京。如此狂妄不智的行为，从媒体人嘴里不羁地说出，这会给民众不理智的情绪火上浇油。我对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绝对持批评态度，若在彼时，我也会参与抗战。我从来不曾忘记这段历史，但现已无仇恨。二战后，日本已成民主国家，其再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何况改革开放后，日本给予中国不少帮助，且双方互惠互利到无法离开。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钓鱼岛之争，两国都理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法等来进行谈判解决，而不应妄启战端。

　　

　　2012年9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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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头绿啄木鸟，拍摄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灰头绿啄木鸟 Grey-headed Woodpecker



?形目 > 啄木鸟科 > 绿啄木鸟属
描述：中等体型(27厘米)的绿色啄木鸟。识别特征为下体全灰，颊及喉亦灰。雄鸟前顶冠猩红，眼先及狭窄颊纹黑色。枕及尾黑色。雌鸟顶冠灰色而无红斑。嘴相对短而钝。诸多亚种大小及色彩各异。雌性sobrinus头顶及枕黑色。雌性tancolo及kogo顶后及枕部具黑色条纹。
虹膜－红褐；嘴－近灰；脚－蓝灰。
叫声：似绿啄木鸟的朗声大叫但声较轻细，尾音稍缓。告警叫声为焦虑不安的重复kya声。常有响亮快速、，持续至少1秒的錾木声。
分布范围：欧亚大陆、印度、中国大陆及台湾、东南亚及苏门答腊。
分布状况：并不常见，但广泛分布于各类林地甚或城市园林。中国记有10个亚种：biedermanni于新疆西北部阿尔泰山；jessoensis于东北；zimmermanni于华北东部；guerini遍及北方其他地区；sobrinus于东南部；hainanus于海南岛；tancolo于台湾；sordidor于西藏东南部及西南；hessei于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南部；kogo于西藏东部及青海。
习性：怯生谨慎。常活动于小片林地及林缘，亦见于大片林地。有时下至地面寻食蚂蚁。

俗名：海南绿啄木鸟 黑枕绿啄木鸟 黄喯打木 黄啄木 火老鸦 绿喯打木 绿啄木鸟 山啄木

[ 本帖最后由 逐光随影 于 3-10-2012 11: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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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够早的

看照片，好像是一早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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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太磕掺。就不干扰大家视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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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你这个回复，蛮有趣的，不知mason为何要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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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全球化 / 陈季冰
2012-09-29 17:16 | 阅读(472) | 标签: 上海永业集团, 《海外反腐败法》, 新《反贿赂法》, FCPA, 反腐全球化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美国加大《海外反腐败法》实施力度以后



一．“你因触犯FCPA而被捕”



8月16日，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地方法院判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房地产投资和基金谘询业务上海代表处前董事总经理加斯•彼得森（Garth Peterson）9个月监禁。联邦检察官指控彼得森与上海永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及一名加拿大籍律师合谋，以折扣价秘密买入大摩基金旗下一幢上海高端公寓楼的权益，从中获得高达500多万美元的非法利益。检方原先要求法官判处彼得森51至60个月刑期。

彼得森本人已于今年4月认罪，并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缩写SEC）达成一项民事和解：他将终生不得从事证券行业，并同意退赔25万美元，同时放弃其所获得的上述上海公寓楼的权益，当时SEC对这处地产的估值为340万美元。

现年43岁的的彼得森于2002年至2008年间供职于摩根士丹利，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上海话。按照他曾经的大摩同事的说法，彼得森的社交能力极强，与北京和上海一些官员子女往来密切，还和不少跨国公司的中方主管关系良好，这是他所领导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地区房地产投资近年来业绩斐然的重要原因。SEC也称，彼得森同上海永业企业(集团)前董事长私交甚好，后者为公司在上海的房地产业务获得成功提供了不少帮助。

彼得森和卡尔所触犯的是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该法律的主旨在于禁止美国公司及其雇员贿赂外国官员或以不正当方式笼络外国官员来赢得商机，违法者可能受到刑事起诉。近年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加大力度执行FCPA，而彼得森案是金融服务产业相关的首宗案例。不过，摩根士丹利公司因主动与当局合作而在该案中未被起诉，其发言人称，彼得森有意避开公司的内部监控，严重违背了该投行的价值观和政策，他也在2008年案件败露后遭公司方面解雇。

《海外反腐败法》是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的，据说直接触发这部法律的是著名的“水门事件”。在这一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中，有美国公司被曝光利用非法资金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不过，过去近30年来，FCPA只是偶尔才被派上用场。

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改变，其被执行的频率不断创下新高——从2004年的5起到2010年的74起。官员称，最近3年，《反海外腐败法》的案卷数量是过去20年总量的3倍；过去5年里，执行这部法律已使多家公司遭受了约40亿美元的罚款。最大10起已解决案例中的5起都发生在去年，其中包括对英国BAE系统公司（一家英国国防承包商）的4亿美元罚款和对埃尼石油公司（ENI，一家意大利石油企业）的3.65亿美元罚款。有染FCPA的美国和海外企业中还有大名鼎鼎的西门子、哈里伯顿、辉瑞制药和强生等大公司等。去年，美国司法部依此法调查了美国甲骨文、通用电气、惠普及英国阿斯利康等多家曾被评为全球最具有商业道德的企业。目前至少有150家公司正在接受问询。

美国司法部官员认为，近年来这部法律的执行之所以得到大力推动，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2002年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要求公司高管保证其财务报表准确无误。按照司法部官员的说法，这使得更多公司发现自己的账簿中有潜在非法支付款项，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披露了这些款项。另外，美国还于2010年7月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规定一旦举报情况被证明属实的，举报者将得到违法公司罚金的10%—30%作为奖励。这一新的规则立刻使SEC门庭若市，其中也包括援引《海外反腐败法》的大批举报者。

与此同时，英国也于2010年4月通过并颁布新《反贿赂法》(Bribery Act)，这部被称为“反腐力度创全球新高”的法案的要点便是将追究和打击范围覆盖到了英国本土以外的海外贿赂。

该法案已于2011年7月1日生效，它将商业组织在预防贿赂问题上应尽的职责上升到法律义务的层次。要求公司不仅自身要合规经营，而且须对其供应商、合作伙伴、代理等的合规负责。该贿赂法提出了针对公司的新罪名：未有防止贿赂。对那些没有足够的程序预防贿赂的商业机构进行处罚。企业如果未有防止贿赂行为（通过有合同关系的关联公司）将承担严格的法律责任，除非证明它具备“足够的程序”预防贿赂发生。



二．商界与政府博弈FCPA



2010年1月，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触犯FCPA为由逮捕22名美国公司高管。在那起被司法部称为在《海外反腐败法》“历史上针对个人进行的最大规模调查和公诉”案件中，联邦调查局(FBI)首次大范围使用了卧底执法手段。据称，中圈套的被告同意向销售代表行贿以获得为加蓬军方提供制服、手榴弹及其他装备的一笔1500万美元的合同。虽然司法部于今年初因证据不足等原因撤回了对这一案件中16名被指向外国官员行贿的嫌犯的起诉，但上述这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案例大大增强了这部法律的国际关注度。

不过，随着FCPA地位的上升以及频繁使用，它也遭到了欧美跨国大公司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据《金融时报》报道，对于美国企业界的顶级说客而言，努力遏制强大的FCPA已经升级为他们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华尔街日报》也透露，作为华盛顿规模最大的游说机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当下的头等大事便是修改FCPA。根据美国众议院的记录，仅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商会就向外部游说者支付了总计逾7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敦促修改这部法律。而迄今为止，跨国公司最常见的应对措施是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合规项目费用，以帮助确定海外交易中的贿赂风险。

按照已有法律程序，涉及《反海外腐败法》的诉讼是极其旷日持久和折磨人的，一个小范围的调查都会变成耗费数千万美元的广泛调查。而且，企业如果触犯了《反海外腐败法》，它的老板最长将会被监禁20年之久。理论上说，如果微软中国公司的某一个员工在美国总公司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中国官员行贿，美国司法当局将有权逮捕比尔•盖茨并将他送进监狱！

游说者指出，FCPA极大地遏制了美国（及外海）公司投资贫穷国家的商业活动，同时也阻碍了它们的境外并购，最终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一家公司哪怕进行了合理尽职的调查，也会无辜地背负上被它收购的外国公司的贿赂罪行。美国商会说，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公司在并购前必须开展一次规模浩大的内部调查，许多公司因此觉得还不如索性呆在国内好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援引咨询机构毕马威的一项研究说，三分之一的英国和三分之二的美国公司干脆直接放弃腐败猖獗的国家来避免被起诉的风险。因此，有些法学界的学者把FCPA的实施视作是对腐败严重的国家“实际上的制裁”。

但美国司法部坚持认为，《海外反腐败法》是美国国内第一部这类法律，如果草率修改，则有可能向最近通过或更新了海外贿赂禁令的其他国家政府发出错误的信息，其中包括腐败问题严重的中国和俄罗斯。用美国司法部刑事部门负责人、主管《海外反腐败法》相关案件的兰尼•布厄尔(Lanny Breuer)的话来说说，目前恰恰不是削弱FCPA的时候，“在腐败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变得更宽容。”

美国自其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完全继承了母国英国的立国之本，其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核心便是对商业的严格保护和大力鼓励。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又始终弥漫着一种对商业巨头——尤其是以华尔街为象征的金融企业——近乎病态的不信任。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内的民主、自由与法治怀有极其乐观和自豪的信仰，并对美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很高的自我期许。但长期以来美国的普通民众们——尤其是具有虔诚基督教信仰的美国人——一直担心：那些心怀鬼胎的银行家们为了自己的肮脏私利，会与道德败坏的外国独裁者和腐败分子（建国之初主要是欧洲列强）勾结在一起，最终毁掉美国这座“山顶上的圣洁城市”。

这就是美国普遍民意为什么主张决不能对海外腐败手软的社会心理基础，美国人认为，美国公司在国外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虽然不至于直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有时甚至暂时看来对美国还是有利的，但既然这些人能够在外国这么做，那么他们迟早就会把这一套带回美国，并最终败坏美国的商业秩序与政治肌体。



三．“进入中国市场要格外小心了”



2012年4月，差不多就在加斯•彼得森向检察官认罪的同时，国际著名化妆品公司雅芳集团(Avon Products Inc.)副总裁凯莉•卡尔(Kerry Carr) 也因类似原因被迫辞职。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检方怀疑雅芳员工可能一直在贿赂中国官员，而雅芳高管对此视而不见。

事实上，过去几年，援引《海外反腐败法》进行的大多数调查针对的都是在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违规的欧美企业。鉴于亚洲新兴国家法治的不完善，尽管它们的政府都公开承诺将打击贿赂和欺诈行为，但落实的情况显然很不如人意，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反腐败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美国政府的努力。

与美国有着最密切的经贸往来的中国尤其是这样。据报道，近年来美国公司行贿官员的多数情况都发生在中国，自2002年起美国政府已经彻查了50起这类案件。2012年2月1日出版的今年第2期《中国改革》月刊中有一篇题为《跨国公司与中国：艰难的磨合》的报道，列举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起：

　　——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称，2002年至2005年，美国不干胶标签材料巨头艾利•丹尼森公司向中国地方官员行贿以获取项目，被处以2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2004年4月，朗讯被曝光在过去三年间出资超过千万美元为近千人次的中国政府官员、电信运营商高管出资“访问”美国，并以“参观工厂，接受培训”为由安排前往夏威夷等多地的行程。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罚250万美元。

　　——2005年5月，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DPC中国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被告发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2003年12月，沃尔玛曝出“行贿”丑闻。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邹丽佳在报审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项目时，为云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彭木裕的妻子程楠在香港支付了10余万人民币的购物费。

　　——2006年1月，日本油漆厂商立邦漆也陷入“贿赂”丑闻。长春油漆市场工商管理人员发现，选用立邦漆的一些油漆工会得到额外的补助或者奖励。也就是说，立邦漆利用隐性的“回扣”收买施工人员，增加其销售业绩。

　　——从2000年到2005年，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公司员工至少耗费417.39万欧元行贿中国政府官员，其中包括佣金、度假旅游和礼品等。美国政府指控戴姆勒公司在1998年至2008年间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数千万美元，从而换回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

　　——2003年-2007年间西门子向五家中国国有医院行贿2340万美元。与此同时，它还通过贿赂中国部分官员，获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以及总价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该贿赂案于2008年底以西门子公司付出14亿美元的代价和解。

　　……

按照FCPA的规定，国有企业的高管被视为政府官员，因此向他们提供不正当钱款或礼物是非法的。这一规定对美国公司在政府深度参与经济事务的中国的活动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据路透社今年4月的报道，2012年2月以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与中国的存在商业交易的至少五家美国电影片商发送问询信件，包括新闻集团旗下20世纪福克斯、迪士尼、梦工厂动画公司等。信件要求这些电影公司告知他们可能进行的不当付款，以及他们与中国各级官员的关系。SEC的调查集中在3家制作公司上，但所有的大型制作公司和一些小公司都已经被质询过或知道这一调查。

中国电影市场被视为好莱坞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但中国的电影市场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中。一些美国官员认为，美国电影企业进入中国发行市场时可能一直在“抄近路”。

在谈到《海外反腐败法》的打击对象时，上海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外方合伙人曾说：“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受到严格管制的行业都是高风险的。”他指出，医疗保健、建筑和能源均属于这样的高风险行业。

对当前正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的中国而言，如果我们太过乐观地相信美国和英国两国加强对海外腐败的查处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国内的反腐，那显然有些不切实际。中国的事情，说到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制度建设。然而，FCPA毕竟还是相当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反腐败的门槛，这一点从近年来国内查处的不少腐败大案都是“出口转内销”（最初线索来自海外）就看得出来。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公司将会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市场和行业中，FCPA对这些领域里的反腐败事业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似乎应该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反腐败也将日益全球化。无论如何，这对于中国都是一件有益之事。

写于2012年8月21-26日，发表于2012年10月1日上市的第589期《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略有删节。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928/2342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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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痴：二十八岁开始思考 我看到真相 / 天堂桌子
2012-09-28 21:12 | 阅读(1056) | 标签: 天堂桌子读书会, 从刊第二辑, 作品展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献给张先痴的张先痴画像

——天堂桌子专访“右派”作家张先痴先生



本刊记者：顾乙、赵敏

参与访谈：赵敏、李文倩、冯玉熙、顾乙

地点：成都·新都·张先痴家

访谈时间：2012年8月10日



“我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坚持正义和公正的书写



成都这几天烈日当头，即便是清晨步行，没走几步就是一身汗。我们一行到达新都张先痴先生家所在小区外，正准备买点水果，却见老人早已在院门里等着我们，他赶紧劝阻，说没必要。



房门一开，先是张家的两只小狗热情地欢迎我们——不停地往我们身上蹭，把前腿往我们身上搭。客厅里挂满了各路名流的题字和赠画。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献给张先痴的张先痴画像



张先生精神矍铄，一坐下来便谈起来，全不像个七十多岁的老者。“我坐了几十年的牢，人生最美好的年岁都给毁了，”张先痴说，“我起初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向往共产主义的战士，但经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所经历的折磨后，让我逐渐认清那个社会的本质，不再抱有幻想……我想他们一直都搞错了，1957年错了，说我是‘右派’，其实我那时候是一个真正的‘左派’，1980年给我平‘右派’的反，又搞错了，因为我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右派’了。你看，这种颠三倒四真叫人哭笑不得。”他说到最后笑了，笑声中透着无奈、嘲讽。



前几年，张先痴以极大的毅力写完个人回忆录，命名为《格拉古轶事》，记录那段历史的荒诞和非正义，记录个人的悲欢。



“我只能说，我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我可以为每句话负责任。即便是在要活命而被逼写检讨写检举材料的狭窄环境里，我也不去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没有就是没有，绝不编造。”张说，他对那种受了不公正待遇便不顾一切添油加醋的写作，很难认同，因为你所反对的虚假你同时也在运用，这会影响你所声称的正义，而且你自己也还远没有跳出那思想的陷阱。张先痴的写作是非仇恨式的写作，只是记录历史的真实面相，因为仇恨很容易让人丧失理智。

张先痴夫妇



“他要是不回来接我们，他也去了台湾”——父亲记忆



张先痴少时是公子爷，标准的官宦子弟，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他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高官，中央警察总署副署长。“我那个时候经常进舞厅的，”张先痴笑着说，“我们家当时有两部小汽车，父亲开一辆，另一辆供其他家人使用。日本籍司机经常载着我去白崇禧在上海的司令部，那里有个大的游泳池，我常在那儿游泳，当然咯，身边也团着不少美女。而且我年少气盛，读了很多苏联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的是第一版，心中向往的是共产主义。”



1949年，国民党败退，张先痴父亲已到西昌，准备去台，只等接家人的车到。“当时我们的汽车走到乐山便坏了，日本籍司机说找不到汽车配件，他去西昌找我父亲。父亲把机要文件和在大陆买的股票叫他绑在身上，先到台湾去，交给陈诚，因为父亲是陈的老部下。他回乐山来接我们，结果半路上被彝族‘土匪’劫住，后来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了。”当时，很多国民党军官在情急之下都是带着小老婆去台湾的。他说：“父亲要是不回来接我们，稍微不负责任，他也去了台湾，像叔叔伯伯那样，尽管他没有小老婆，尽管他在外面也有女人。”张父最初是共产党，跟李先念一起搞共产主义小组的，1951年作为“血仇分子”被枪毙，当时《新华日报》还登了大幅版面。



留下来的张先痴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1957年被打成“右派”。



“我还想写”——艰难的写作



见到张先痴时，他戴着一副深色眼镜。《格拉古轶事》书稿刚写完不久，他便患上眼疾。如今他仍坚持写作，用放大镜在电脑上使用大号字写。写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张先生的夫人（杨文婷，我们称呼为杨姐）告诉我们，一天最多也就上百个字。在《格拉古轶事》后记中，张先痴特别引用了赵丹临死前的一句话：“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反正是要死了，不如一吐为快，这是赵丹们的信念和决绝，富有最后的勇气。出狱后的张先痴，已是四十六岁，自己最好的二十三年岁月都给毁了，他问自己：还有多少个二十三年？所以“我暗下决心，在六十九岁之前我必须完成这本回忆录。”他拒绝遗忘，采取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让后人了解历史真相。



张先痴告诉我们，前段时间跟几个“右派”朋友来往。他问其中一个为什么不写，那人说，我不怕什么，但是要顾及下一代。另外一个虽对过去不幸的遭遇表示愤恨，也痛恨暴政，但他马上又谈及自己儿子的官运，规划儿子的官道人生。张说他对二者都很不满，他们（当年的“右派”）当中很多人还是停留在情绪性抗议中，而缺乏本质的认识，还对这个体制抱有很多幻想，甚至是想去分一杯羹，真正是枉自受那么多苦。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是不是太偏执一端了，毕竟人家也有人家的考虑，自己不能拿自己的行为去要求他人。现在他只是写自己的，不去批评他人了，顶多是减少来往，对于不认可的，跟立场十分相左的，坚决不理便是。



“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写回忆录，等于是又折磨自己一回，把那些苦难从来一遍，有时候写着写着便伏案大哭。”但是，哭完后他又拿起笔继续写。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者，谈话相当平和，让你感受不到怨恨。他的谈话，让你体会到他无论是做人上还是思想上的正派，毫无阴私。他问了记者几次姓名，说怕忘了，也担心叫错。没有傲慢，十分和蔼。



张先生说他唯一的希望是活长点，能写更多的东西。这位早置生死于度外的历史见证者，在名片的背后拟好了自己的墓志铭：这盒骨灰的原料来自张先痴的尸体，他曾是孩子、是才子、是天之骄子；也一度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最终才是赤子、是刀子、是过河卒子；他咬牙切齿地恨了半辈子；又刻骨铭心地爱了半辈子。



我们十分期待这墓志铭的主人的下一部血泪之作。



从民国高官之子到共和国士兵



顾乙（以下简称顾）：张老师，您当时是怎么进部队的？您那样一种身份，父亲是国民党高官。



张先痴（以下简称张）：那个时候，四十年代末，根本不会管那么多，你是一个学生，是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部队，他欢迎得要命。还有我当时16岁，还很小，完全是一个娃娃，哪里想到其他，完全是一腔热情。



顾：当时纯粹抱着一种激情？会不会考虑家庭出身？



张：哦，完全抱着一种激情。然后我进了通讯社学了那个技术，然后就分配到凉山去。那个时候哪有啥子家庭观念，都是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我家庭出身倒确实是问题。1954年，中共中央就弄了一个十人小组文件，就宣布了，凡是直系亲属被镇压的，不能从事要害工作，不能入党。又宣布了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几个条件，都一一划分了。但是我干那个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条例，而且当时我也确实是表现也很好，从事了这个工作。当然转业的时候包包都给翻了，怕你离开部队带东西走。



顾：你当时是何时参军的？1949年？



张：49年嘛，我都还记得是49年12月20号。



我这个还有些原因，还有些转折，书里面也写过，开始我也还不是。是因为我从小就酷爱文学，被共产党的特别是苏联的东西影响，解放前当娃娃我就看了在上海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是第一版。我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是中央委员，中央警察总署的副署长，我家里有两部卧车，一部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俘虏在开，一部是我父亲在开，我们家里有八姊妹，有时候要两部车才行。有时就开着车去白崇禧在上海的那个司令部（“华中剿匪司令部”）后面的游泳池去游泳。再加上我小时候又风流，身边有几个女同学跟到一起去，当然都是些官宦小姐，基本上都到台湾去了。



顾：当时你是那种一般的普通士兵还是？



张：不是，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军官，搞电台，称为机要工作，在部队里面是要害工作。那个时候给我们发的手册，封面上印的都是：如果你要牺牲了，首先把这个文件毁掉。我后来就想，我要死的时候怎么晓得毁。当然当时还没有这么想。现在回忆起来，可见当时工作机密的程度。

父亲为了我们“留”了下来



顾：为什么当时你没去台湾？



张：唉，这个说起来，这个是我最后一本书要交代的。我父亲是最后到西昌来接人的，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几姊妹坐着我家的那辆雪弗兰小卧车，开到乐山就坏了，找不到配件，我们那个司机，那个日本人中文说得很好，他没有办法，就找了便车，跑到西昌找我父亲。当时我的父亲在西昌，等蒋介石的飞机来接他，他就告诉父亲孩子他们那个车子坏了。这一点我是很肯定我父亲的，其实我父亲的朋友，包括《一寸河山一寸血》里面的那个师长彭于善（音），淞沪抗战打敌营战，我小时候就听他们摆过，他们炸日本人的坦克。他们都是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去了，我的父亲没娶小老婆，但是他在外面有女人这个我们晓得，当时武汉的小报登他的那些东西，我们看到的。



冯玉熙（以下简称冯）：你看那个时候的报纸管控好松，可以随便报道中央委员这些花边新闻，呵呵。



张：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我的父亲就让他的那个司机小林（小林少雄）把他的机要文件和重要的东西，还有我们家原来的那些股票带到台湾去交给陈诚，因为我父亲一直是跟着陈诚的，我父亲跟他关系特别好。我父亲就步行，带着两袋古钱币，准备到乐山来接我们，结果走到半路上被彝族的抓了。彝族的那些大家喊的土匪，都有枪，就把他抓去，当卖娃子，不过他很狡猾，就没有卖，关起来逃跑了。不过两袋古钱被抢去化了烟杆那些东西去了。要是现在剩下来一袋留给我们嘛，我们也好过得很嘛。



他就只身回到乐山，那个时候已经解放，已经走不脱了，他也曾经想走。因为彭于善的大老婆还留在重庆，我以后参军后去找过她，我父亲也见过她。后来走不脱了，走不脱就抓住了，枪毙。枪毙四十几个，我父亲是头人，而且《新华日报》登了，那个报纸我那个在四川音乐学院的妹妹保存到现在，但是找不到了，我气得要命。其实我父亲最早也是共产党，他是跟李先念他们在一起搞的，后来我在网上搜到以前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有他。我是想，我父亲如果稍微对家庭不负责他就走了，就像我那些叔叔伯伯一样，到台湾去，带个小老婆，多得不可胜数。和我们一起长大的，都到台湾去了，后来还是了解到他们的下落。



还有一件事。我进看守所的头一天我梦见我父亲，他走到我的前面，他突然回过头来狠狠地恨了我一眼，就这么一个场面。我认为他是在告诉我，你现在是非常危险的。



顾：你们是一家都留在大陆？



张：是，都留在大陆。



被打成“右派”



冯：而且是陈诚的亲信的话，若去台，情况可能不会像在大陆这边这样。



顾：那留在大陆的话，因为你父亲的原因对家庭肯定有影响，（张：那当然），对你工作更会造成冲击，那反右之前有没有（是否已经开始遭受冲击）？



张：反右之前我是干要害工作的，觉得无所谓。当时我自己又爱写文章，报刊上啊那些文章都是在歌颂共产党，想都没想过要反党。我只记得57年以后，我是南充市文联诗歌组的组长，那个时候写稿子，也发表了一些。现在看起来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有一首长诗，在四川的那个《草地》杂志上给了我相当大的篇幅，那个时候稿费高得很啊，那个时候中央级的报纸是一块钱一行字，特别是那个楼梯诗，一段一段的。那篇稿子我得了七百块钱，那个时候七百块钱好吓人哦。



顾：最后反右的时候你是因为一些文章和言论受影响还是家庭原因？



张：想我那个家庭出身，平时又喜欢鸡叫鹅叫（受访者原话如此），口出狂言，迟早是要挨批斗的。有次我跟我一个好朋友说，你以为那个县委书记有好了不起，把所有的文件拿给我看，我都能搞得下来。这句话要是县委书记晓得，不把你弄死。



“我是劳改幸运儿”



张：我是劳改幸运儿，在劳改队当班长，一般地说像我这种重刑犯，又是个文化人，是很容易挨整的。但是进入雷马屏农场后，大概不到三四年，有一天犯人在集合战队的时候，原来一个在给我们司令员当警卫员的叫滕德恩的，那时我眼睛哪里会看到他身上，他认识我，我对他是只有一点点印象了，以前他在司令部站岗的样子。后来他转业就来了劳改队当指导员，他老远就把我看到了，指名道姓把我要到他机关。当然只要我一个人，其他人会怀疑，他就要了十个，把这十个犯人都调到他队上去。



劳改队的干部对犯人讲话，有个专用词叫“训话”。他讲完后，把其他九个人都喊走了，把我留下来，我心里一阵诧然，这是啥子意思？我仔细一看，才想起原来是站岗的那个老几。他说，张先痴，你是咋个儿搞起的咹？这话就不像一般的话问的，我就不谈，也说不清楚，怎么整去劳改，怎么当了右派。这个是说一辈子都说不清楚，我就不开腔。他就对我说，少说话，再也不能跑了。以后偷偷摸摸他还要给我送一包香烟。



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那样的制度下，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他也不一定那么坏。



后来还有一个人，一个彝族队长对我更好，他本身是少数民族，因为我以前在凉山，我就收集了很多彝族的民歌。而且我也愿意接受新事物，和彝族关系非常好，还学了很多彝话。这个彝族队长给我摆起龙门阵，他们的奇风异俗我都知道，而且我们进军之前，就要发一个本子，哪些是不能在彝族面前犯的错误，包括在任何彝族姑娘面前放个屁，姑娘都要自杀，就要吊颈。汉人在你面前放了一个屁，你还能嫁的出去，过这一辈子吗，所以要上吊。像这些我们都是明文规定了的，像这些奇风异俗我跟那个队长摆起来很投机。我还有一个彝族名字，还唱得来很多彝族民歌，这个队长对我也非常喜欢，所以说我是劳改幸运儿。



在他面前我占了些便宜是一般人没有的，比如打农药，打农药是很恼火的，要接触到很多有毒的药水。我想滚你妈的，老子一个人在山上给你倒了，没有受这个药的毒害，绝大部分药我都倒在了那个林子里面。但是有一种药是非打不可，就是那类虫，你不打的话它要把水稻给你吃光。至于打病的那些药，全部倒了。有一定优越性。除此之外，每个月有一斤肉、半斤红糖，还有半斤菜油，是特殊供应，一般得不到的。



还有更大的优越是我用的是一个机动喷雾器，到山上把机器一发，机器就开始叫，干部可能还在想张先痴在劳动，（但是我）一个人逮黄鳝去了，呵呵，要不然现在身体还是这样，精神状态肯定要萎靡得多。还有一个优越性，要用汽油，全队的犯人的打火机都是我供应的，开玩笑，哪个敢得罪我，检举我，你那个打火机就打不燃。所以就觉得我是个劳改幸运儿，如果不遇到这些事情我还是要受很多很多罪，真正在大田里面劳动。当然我脑袋瓜子也比较灵活，偷奸耍滑，如何骗这些干部我是很有一套的，这个也是一种斗争嘛。



活下来的信念是什么



顾：张老师，你当时在监狱里面，不是有很多人被弄得疯了吗，那你当时是如何度过这一关的，我想知道你的思想信念基础来自哪里？是什么使得你一直想要活下来？



张：前不久，从陕西西安来了一个右派要见我，八十岁，写诗的，送了我多厚一本诗集。他跟我说，他为啥子要来见我呢，因为他在网上看到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一句话，我说：1957年将我划为“右派”，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右派”，1980年，对我的“右派”问题进行改正，我说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了。



事实说明，这就是一种信念。只有你开始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了，你才有更深的认识，又才更加认识自己，我是这样才慢慢脱离那种虚空的幻想的，也才更有力量要坚持活下来。



那个时候很愚昧



顾：你从最初的一腔热情，到后来逐渐认识到那段历史中很多都是十分荒诞的，是在监狱里面还是后来出监狱才形成这种思想的？



张：这个还不是我个人感受，它有很多事情促使的，像大跃进，荒唐得要命啊，我们犯人去挖地，放卫星，一天要挖几十方，大家都要报喜。挖一方我要放一个炮，当时我是炮兵，放了几十个炮了，那个土还动都没动，就放那个炮。不然怎么可能一个人挖几十方嘛，你肩挑背磨能够挖一方就算是很不错的了。然后亩产几万斤，庄稼烂在地里面，人都去炼钢，那么荒唐，看到之后都会觉得问题很大。最后彭德怀对我刺激很大，所以我的判决书上都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当时还没考虑到其他，只是彭德怀说的这个大跃进把人饿倒了，但是毛泽东容不得他。就是觉得彭德怀这个事情对我们队大跃进的触动相当的大。以后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更是……



那个时候犯人到哪种程度，向右转绝对不会喊犯人向右，（因为向右是）路线错误，都会喊向左转。转三遍后到那个位置，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前走。那个时候就愚昧到了那种程度。这个把全国人民都弄来当猴戏耍，那样的话，你说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如果）还把它当做什么正义事业，伟大理想，确实瓜得没有办法了。



冯：这些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有那种感受，其实现在年轻人也懂很多的，有很多人有那种对真相的渴求和了解。



张：思考和认识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是当一切都可以定案的时候，你还要怀疑，智商是太低得可怜了。



冯：我感觉现在很多人，青年也好，少年也好，他们也通过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和当时你的感觉基本上是一致的。



冯：张老师，您觉得王兵拍摄的《夹边沟》如何？



张：我真正地感觉到你现在要找一个五六十年代那个饥荒年代特征的演员可能只有到癌症病房去找，(电影)里面的每一个演员都一肥二胖的，哪一个像饿肚皮的？那个时候的人走路根本这就没有精神啊，完全饿得骨瘦如柴，饿得走路都打偏偏，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他们都说没有斗过我



张：我以前没写的一个最有趣的事，我在南充，反右的时候，我就是遭斗争得最厉害的，运动开始我就挨斗，运动完了，大家都去劳动了，我还在挨斗，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斗争我，这是斗得最彻底、最惨的一回。但是我平反回到南充后，没有一个人说他斗过我，而且每个人都会告诉我，其实我内心很同情你啊，我一直不认为你是右派啊。每个人都这样告诉我，我当时就觉得大家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被斗得那么惨呢？这个我没写进去，我心里在想。



还有一个事情也使我很震撼，当时和我耍得很好的一个人，他已经当了南充县财政局的局长，但是他是比较器重我。我这个人，其他的不说，在社会关系上的话，跟我耍得好的，哪怕是以前当兵时十几岁的时候在一起的现在对我都非常好，（里面）确实有那么几个人比较奇怪。这个财政局长，我刚刚回来那一天，他请客，在一个很高档的酒楼，他一定要我去吃，吃完之后我才知道，是他的一个亲戚，他的一个哥，从台湾回来了。要知道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你能够从台湾引资回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勋了。县委书记、县长都来陪着他，拍这个台湾人的马屁。吃完了之后，我就悄悄问他，因为他以前就跟我耍得很好，我就跟他说：老刘，为啥子我们两个年轻人耍得那么好，你都没有告诉过我你有个哥哥在台湾呢？他说，我咋个能够那说喃，如果我当时说了，能够有今天吗？



哎呀，他入了党，当了官，我在想这些人……我们当时就觉得一切都应该让党知道，生怕党不晓得，像过去说的很极端的那样，“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个林彪时代斗到一闪念那个程度。我们就是家庭问题也好，个人问题也好都要说。我一直是共产党的培养对象，我入团以后，不久就是团支部书记，随便到哪个单位都是团支部书记。因为一般我也比较活泼，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样样都算一个角色，很容易在一个团体里面就出头。一直是党的培养对象，不管啥子都要交代清楚。等我转业后，碰到财政局长，这个老几（刘），吃了那一台酒以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警醒。



点评当今文坛



李文倩（以下简称李）：这么多年您接触了那么多诗人，您觉得从人品、思想、才华几个方面考虑，文学成就上而言，四川你比较欣赏的有哪几个？



张：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你突然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想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我还要好好想一想。全国范围的也有，但是我又晓得这个文坛的内幕太多。很多作家，因为我太了解他的一些瑕疵了，我就很难接受他。所以我也很少读他们的作品。



李：现在四川啊，像……



张：哎呀，算了，没得一个。



李：呵呵，因为我们平时看书都只看得到书上那一面，很有局限。



张：看书你只看得到一面，有些还很表面。我保证说的都是真实的，绝对不会编造，但是不敢说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因为我看到的也是很有限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答复你，但是我要思考一下，要比较一下。



台湾的作家，我最看不起李敖，我写过一篇文章，收在我的第二本书里面，我现在改的名字叫《归队的老同志》。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因为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去演讲的时候，一个美女主持人就这样说，李敖，是一个归队的老同志。这样来叫他的名字。我就起了这个题目，副标题就是“一个老劳改犯眼中的李敖”。那篇文章我是很用了心的，那个时候眼睛好，也能够收集一些资料。



冯：你觉得黄翔怎么样？



张：就是贵州那个嘛，哎呦，现在对他评价很高，接触不多，他的作品我也没看过，我对他不是太了解，听过他朗诵的一些诗歌，我是觉得有一些过分夸张了，我不喜欢，我觉得诗是越平实越真诚越感人。听他朗诵的那些诗歌，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也许我的要求很苛刻。反正对黄翔我没细读过他的东西，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很值得，我很愿意认真去推敲的一个人。对于他，我是这样看的。



乱七八糟就随便谈下，跟你们谈话，我都很随便，没有必要，我也不喜欢装腔作势。



（访谈对话稿由赵敏根据录音整理，顾乙、李文倩校订并加小标题，未经张先痴先生校阅。本访谈对话部分有删节，并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和调整。）



【采访后记】



采访张先生是由在成都这个圈子里走访比较多的冯玉熙联系的。我们一行四人到达新都已近十一点，为不烦扰张先生，便先用过午饭。到了张家，张先生和夫人杨姐十分热情，连他们家的两只小狗都不例外。杨姐忙着倒茶，拿干果。张先生说，他们知道我们要来，上午便忙着去买菜，并说明中午一定同吃便饭。这下该我们不好意思了，推辞不掉。中午饭吃了近三个小时，边吃边聊，饭后续谈。聊得十分愉快，整个访谈都很轻松，张先生的笑声贯穿其中。我们感受得到的是张先生的巨大人格魅力。他在这个虚假丛生的时代，用不歪曲的笔书写着真实，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留下的不仅是真相，更有精神和思想。



先后有独立纪录片人给张先生制作过纪录片，包括胡杰（墙上还挂着他献给张先生的张的画像），可惜本说要看下，结果给后来的谈话冲忘了。从谈话中知道，不日又将有人来张家小住，给先生拍片子。我们十分期待。



也许是上苍特别眷顾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吧。在张先生的晚年，有了杨姐——她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可谓张老先生的同道人和知音，生活上也十分细致地照顾张先生的起居——相信张先生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会格外轻松与舒坦。我们，唯有祝福。



（2012年8月16日完稿）

最后发表： ericc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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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求指导！最近发胖了。。。

最后发表： yan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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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dan da, lol

最后发表： black_z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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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观念？

最后发表： 蓝山夜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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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性+共产党的党性的成果？

最后发表： 鹰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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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朋友国外留学读研。大我三岁。心眼小占有欲强。之前为了陪我过生日买机票回国。。。。。。。割。。。。。。。前段时间吵架。他说退机票不回来了。后来觉得自己过分遂回头道歉。楼主问他机票退了没？他说打电话不给退。南航说欺负媳妇不给退！楼主瞬间消气。看在我们跨国恋不容易就给过了吧。



今天有一有钱亲戚过LZ老家，带他女儿一起。他女儿来到我老家就一脸嫌弃，LZ老家比较旧，可是也干净吖，老妈叫她坐还拿纸擦一下。家有可爱狮子狗一条，刚出去拉完粑粑，回来直接在那女的脚擦屁股。



二岁儿子调皮，各种闹，各种管不听，老公遂说，再不听话咬你小JJ，儿子瞬间不淡定了，哇哇叫着跑开捂起JJ，边跑边喊，不能吃不能吃，是生的...生的



刚看到有个说菜刀掉了用手接的''''''''悲愤的割了''''''''我也接过了'饭做好了'顺手收拾了下刀没放好就掉下来了'想都没想伸手就接了'小手指立马鲜血淋漓'这不是GC''GC是我贴了3个创可贴后对老公说'饭我不能白做啊'吃了再去医院吧''这个二货竟然同意了''''''''去医院后医生清洗后一看说最少要缝4针后'我痛哭流涕了''''''



读小学的时候有个2货同桌。也是快中秋节了吧，这货看了学校门口挂着的两只大红灯笼非常羡慕，可家人不给买，他就寻思着自己心灵手巧的，自己用纸折吧。还特牛b地跟我说到时折好了送我一个。
第二天早上他请假了。下午鼻青脸肿的来了，问他只说走路摔了。直到很多年后有次一起喝酒喝多了才告诉我，那天晚上他折了两只大白灯笼趁着夜色朦胧挂在了家门口……



现在凌晨三十分。割了她男友的。我一室友从床上下来拿了一瓶子，大小和JJ差不多，然后床上传来了喘息声。告诉我我么想错。



今天真把我们公司的同事笑抽筋了，一同事上班用小音响放歌，让同事们猜歌命，猜到奖励冰淇淋一份，十首歌放完没一个猜对，然后问我，怎么不猜，我答，这么简单的猜歌游戏没兴趣玩，结果她来一句，你就别装，你就猜吧，猜中照样有奖励，看她那么乐，我就陪她玩下，结果她放的10首歌，我都在1秒左右就答出来歌名了，连续跑了10次12楼，有电梯，都是规定不给用的，她还是不服输，让我继续，我就顺口说了一句，答中10首当我女朋友，其实我暗恋她很久了，机会来了，哈哈，结果10首都答对了，还是每首都在1，2秒就答出来，无奈她答应做我女朋友了，那个开心阿，但是她还是不认输阿，死要我继续猜，我就直接说，这次20首，答中你就今晚陪我过夜，你们懂的，她性格强势，所以答应了，结果你们懂的，都答对了，这20首包括外语歌，她一下子脸真的红了，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我几个同事一直笑个不停，好像抽筋似的，我为什么会猜到呢？还这么厉害，原来是，她放歌是在qq音乐上放的，你们懂了吗？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厉害？同事们都笑抽筋了吗？被她知道后什么都没了，到现在3天不跟我聊天了，顶啊，第一次发帖好长，给点油吧



我手机里联系人老妈存的是老娘，媳妇存的是老婆。....怎么割......昨天哥们几个喝多了，手机突然响了以为是媳妇收兵呢迷迷糊糊的接起来说:妞，想爷了？爷这就回去啦....本人大三，断了半月口粮...



偶们是卖房子的小职员，模拟客户提问，一恨嫁女接待我，我挑刺：这个户型太小了，卧室太小了吧？恨嫁女答：不会，进门就上床！然后，所有人都笑傻了



简短不割，　
大学时代有一次　和哥们踢球去！
　　苦战90分钟，我独进4球！
　　最后比分打成2比2平！

最后发表： 鹰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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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姦”， 读“奸”；2．“鱻”，读“鲜”；3．“猋”，读“标”；4．“麤”，读“粗”，5．“羴”，读“山”；6．“毳”，读“脆”；7．“蠱”，读“古”；8．“赑”，读“必”；9．“垚”，读“尧”；10．“犇”，读“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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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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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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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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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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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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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LZ不来继续交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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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欣赏！

最后发表： ron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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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扬天下 威望 +50 估计这孩子要不少分呢 19-9-2012 11:14
果仁1212 威望 +50 还差多少分啊？ 18-9-2012 23:54
你们已忘记啦,贫下中农的艰苦生活

最后发表： 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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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大老粗人，不是大师，也非栋梁，只是一个老人，不敢和牛人们相提并认，根本不是他家的栋梁，信仰是要辩论的，就像刀要磨一样，鹰扬版主在宗教上的造诣是很深的，可以时时请教，也是我们FREEOZ和牛人们的荣幸。

最后发表： 太阳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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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童推荐】北京公厕成了禁区？ / 报童
2012-09-21 11:44 | 阅读(132) | 标签: 所见所闻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有时候两个村子需要共用一头驴

贾斯廷•罗拉特



做记者的都知道，在中国，不能报道所谓的三个T：天安门、台湾、西藏（英文Tibet）。但是，罗拉特在中国拍片，无意间发现了让当局恼火的第四个T。



孙杰夫（Jeff Sun）是中国的“富二代”，也是“超级汽车俱乐部”的创始人。他拥有的名车之多，多到了几乎让他记不住的地步。



杰夫挠了挠头皮，列了一份单子：两辆兰博基尼，两辆法拉利，一辆奥迪R8，一辆玛莎拉蒂。停顿了不短的时间，杰夫好像眼前突然一辆，说，“对了，还有一辆宾利。”



我们在中国采访报道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其间遇到了杰夫。



我们曾在我所走访过的最贫困的社区拍片。在一些小村子里，从来没有任何人拥有过汽车，村民仍然在拉着驴子耕地，甚至，几十个村民共用一头驴。



中国仍然自称是共产主义社会，人言，当局有严厉的审查制度。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同意我们这样拍片报道呢？



从答案中，能看到中国的雄心，也能看到中国面临的挑战。



“你比较公正”



两年前，我拍过两外一部系列报道。那部片子讲的是中国过去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扩张。



原来，我并不指望中国政府会喜欢我的片子。拍片过程中，我们遇到过一些非常慷慨善良的中国人，但是，我们也曝光了其他一些人的腐败和残忍。



但是，那部片子播出没多久，我就收到了中国驻英国使馆一位高级官员发来的电子邮件，请我到伦敦的一家酒店去喝茶。邮件中说，中国大使馆喜欢我作的那个节目。



在富丽堂皇的酒店，中国使馆的官员向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她说，“我们认为你比较公正。如实地描写了中国人。”



她从骨瓷茶杯中抿了一口茶，接着说，其他一些人好像认为，中国人没有和别人一样的希望、担心和抱负。



她说，“他们以为中国是对其他国家的一个威胁。我们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们不需要害怕中国。”



我猜测，我们之所以获准拍摄中国社会中令人目瞪口呆的贫富不均鸿沟，是因为政府在权衡利弊以后决定，我们的片子可能会再一次描绘中国人慷慨善良的一面。



另外，中国政府也明白，通过展现许多人现在的富裕程度，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会凸现中国的成功。



同时，介绍其他数以百万计人的贫穷，也能反映出中国仍然面临的挑战。



第四个禁区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审查。



以往的经验表明，在中国，记者不能报道所谓的三个T，天安门、台湾和西藏（Tibet）。但是，我们无意间却发现了第四个T。



我从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的一篇社论中读到，WTO严厉批评中国。这个WTO不是世界贸易组织，而是另外一个不太有名的“世界厕所组织”。



在世界厕所组织的排名榜上，中国的公共厕所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位于垫底位置。《中国日报》的文章继续说，为此，北京制定了严格的公厕卫生标准，所有公厕内，苍蝇不得超过两只。



毫无疑问，《中国日报》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社论严词指出，“干净的公共厕所是文明社会的象征。”



看到此，我忍俊不止。因此，我向政府派来的陪同提议，我在节目中也想报道这场“马桶中的风暴”。



陈先生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违反任何报道规定。三个星期的拍摄过程中，他总是乐呵呵的，非常随和。但是现在，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陈先生严肃地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笑起了起来，以为他不过是在摆出谨慎的姿态。



但是，陈先生强调，“我真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说，去看看不过只需要几分钟。再说，这挺好玩的。



陈先生走开了一会儿。回来后，他的态度令人生畏。“贾斯廷，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通知你，你绝对不能报道这个故事。”



看来，事态严重了。我们的中国助手脸上明显露出焦虑不安，小声警告我，继续搞下去，陈先生可能会全面禁止我们拍片。



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中国也许在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能没有变。



共产党可能会准许你报道虚度光阴的富人、令人同情的穷人，但是如果你胆敢让共产党窘迫尴尬--即便是像受到了世界厕所组织批评这样的小事，其权力之强大，立刻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当时，我们漫长的拍摄已经进入后期，我不愿意冒前功尽弃之险。



我决定，中国公共厕所这扇门，还是别开为好。

最后发表： town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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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上的惨案>故事情节已经忘掉一大半啦，
不过歌唱<尼罗河上.......的歌声在荡漾..>.还能想起来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