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在压力下 中国同性恋者选择形式婚姻

choz

　　这是肖建（音）的第十次相亲，但结果并不美妙。几分钟之内，他发现自己已经遭到了拒绝。理由：他太矮。

　　肖建并非在寻找爱人。作为一名同性恋男子，他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来缓解家人要求他成家立业的压力。

　　1997年，中国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此后的2001年，该国又将这一行为从精神病的官方清单中撤除。不过，在一个家庭从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里，同性恋者的耻辱地位不仅依然根深蒂固，而且伴随着父母们对于结婚成家并延续家族血脉的迫切压力，这种现象甚至有所强化。

　　张北川（音），一位自1980年代起便研究同性恋现象的青岛大学教授估计，在这个国家，介于十五到六十岁之间的男女同性恋者大约有三千万人。

　　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最终都结婚了”，他说。

　　在中国，即便子女已经完全成年，但父母依然在他们的生活决定中起到主导作用。违抗父母——比如，拒绝结婚和延续家族血脉——被当成极为悖逆的行为。

　　因此，许多同性恋者正在寻求形式婚姻：一名同性恋男子和一名同性恋妇女（有时或是一个异性恋妇女）将会结婚，以避免双方父母和亲属的烦恼。他们通过朋友或是互联网相识。结婚之后，他们无需生活在一起，许多人仍旧会维持与自己同性伴侣的关系。但在家人面前，他们的举动就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父亲的压力

　　对肖建来说，二十八岁只是刚刚过了当地的理想结婚年龄，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父母要求我结婚，因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不能让他们不安”，他说。“尽管我不赞同他们，但我不能挑战他们”。

　　他的决定是经过数年与家人的争吵和个人的焦虑之后做出的。肖建的叔父，一家位于北京的著名医院的医生，曾询问过他的性取向，并将他拉到一家精神病医院参加一次测试，以确认他并非“变态”。

　　今年二月，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作为对父母要求他结婚的激烈抗议，他把自己的头撞向一堵墙。这种极端行为为他赢得了片刻喘息，但不久之后，他们便恢复了对他单身生活的数落。

　　这场争执的结果完全可以预料，肖建（他要求不要透露自己的全名）别无选择。“我的父亲或是母亲会去寻死”，他说。“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是村庄里唯一一个畸形的现实”。

　　在农村地区，因为婚姻而产生的压力更大一些，比如肖建家乡所在的，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庄。在那里，他的亲属和邻居都在密切关注他。保持单身时间太久，一些有关此人身体或精神可能异常的闲话便会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询问。有一些职位，比如军人或是公务员，结婚是得到晋升的必要条件。

　　在顺从压力之外，许多年轻的成年人要依靠来自父母的财政支持。北京的平均薪水为3700元，大约为550美元，这只够人们在这个日渐昂贵的都市中勉强维持生活。

　　林语（音）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是爱知行研究所负责同性恋的一名项目员。该机构位于北京，是一家预防和呼吁关注爱滋病的群众性非政府组织。虽然帮助过许多同性恋男女保卫自己的权利，但他知道，自己最终会完成一桩形式婚姻。他每月的收入是3000元（440美元）。

　　“中国人没有任何保障。如果丢了工作，我就没法生存”，他解释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只能依靠父母生活，购置公寓也成为泡影。因此，挑战父母是不现实的”。

　　形式婚姻并不简单

　　乍一看，一桩形式婚姻似乎是追求个人自由和满足父母要求之间的极好妥协。

　　不过，正如肖建所发现的那样，寻找一个伴侣并不容易。即便没有感情的需求，也不需要彼此相爱，但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配偶仍旧非常困难。约会成为一系列商务谈判，常常就像讨价还价。

　　“这太难了”，肖建说，过去两年中，他一直在尝试寻找合适的伴侣。

　　同性恋男子发现，自己的议价能力往往更弱。因为在中国，男人负有延续家族血脉的责任，父母对他们娶妻生子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因此，试图寻找形式婚姻的男同性恋者要远多于潜在的女性配偶。

　　而妇女则成为买方市场，她们可以设置极高的标准。

　　尽管许多夫妻婚后并不在一起生活，但女人仍然要求自己的gay“丈夫”相貌英俊，有一个稳定工作，足够的储蓄，以及在这个为不动产而疯狂的国度里——要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公寓。

　　肖建的上一次约会对象，她的英文名字是“若依”，在做出因为他的身高而终止这笔交易的决定之前，只花了三秒钟时间来打量他。

　　“我为了自己的父母而寻找形式婚姻”，同性恋者若依表示。“他们肯定不会满意他的身高。既然这么做了，我就要设法让父母满意”。

　　多数时间，财产是绝大多数这类“夫妻”们“最大的关注”。爱知行的法律顾问刘薇（音）表示。

　　他们必须就是否要孩子，以及怎样照料双方父母而谈判，她说。

　　婚前协议可以保护彼此的财产，但“像夫妻是否要孩子这类问题，却很难形成合法的条文”，她解释说。

　　更好的解决方案？

　　尽管存在纠纷，青岛大学的张教授相信，这类结合自有其价值——只要双方都清楚协议的条款。

　　据他所言，中国有至少一千六百万“同妻”，或言男同性恋者的配偶——她们中的许多婚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丈夫的性取向。在从事研究的二十年中，张教授曾听说过许多来自“同妻”的悲剧性故事：她们如何为自己丈夫的行为而感到羞愧，并且这增加了她们无爱婚姻中的压抑。此外，这类关系中的男方往往会将自己的配偶暴露于艾滋病或其他性传播疾病的威胁之下，他说。

　　许多激进者反对形式婚姻，即便双方都理解这个名词的含义。作为替代，他们认为，同性恋者应当致力于转变中国人对同性恋的观念。

　　“形式婚姻是一种妥协和退让”，一位网名叫“阿强”，住在广州的著名同性恋者权利活动家表示。“如果每个同性恋者甚至都无法鼓起勇气面对父母和最亲密的家人，告诉他们真相，又怎么能让整个社会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呢？”

　　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和组织在为同性恋者的权利而战。李银河，一位在中国研究性行为的杰出社会学家，曾向政府提交一份提案，要求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同性恋群体中，一些人也表示，如果法律禁止歧视同性恋者，他们将会彼此结合。

　　尽管一些低调活动可能会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但政府也会阻止一些终要的集会，比如去年六月在上海的同性恋自豪周。

　　特别是在城市里，同性恋者的心理和生理支持越来越方便获得。在中国，大约有三百个致力于同性恋的非政府组织，它们会提供艾滋病和法律方面的咨询。为同性恋者而设的论坛给了他们一个交流的空间。而热线则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

　　阿强指出，当同性恋者的权利得到重视，以及公众（包括父母）能更好的理解同性恋行为，结婚的压力将会消失。

　　然而在目前，肖建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他说他将继续约会。

　　“形式婚姻只不过是个谎言”，他悲叹道。“不过，我会用一生去圆这个谎”。（来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Wang Song 译言commondata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