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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读书日记之张冠生读书录 [打印本页]

作者: 春浅 时间: 28-10-2020 15:49
标题: 读书日记之张冠生读书录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28-10-2020 19:47 编辑

去年底回国，去海南访友，夜间无聊时出门逛书店，在重新开业半年的“未闻书店”读到店主介绍的《纸年轮》，作者张冠生。店主是爱读书的年轻人，他收藏有几本张先生的签名本，也曾在书店活动时与之交流。“他是费孝通先生多年秘书和助手，爱读书，人很和蔼没有架子......”店主的介绍让我印象颇深，大学时读《乡土中国》时对费老很钦佩。于是回来读《纸年轮》，又接着入手张先生的几部作品：《晴耕雨读》，《纸声远》，《锦书来》。

在这个帖把张冠生先生的读书录做一个简单汇报吧。张先生自称业余读者，其所著是读者之书。那么本帖是，读“读者”之帖吧。

拟以日记形式摘录之。

2020.10.28

《纸年轮》：自序《一个人的纪念》

华盛顿的第一句话是“人生在世难免经历种种忧患沉浮”。
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破琴绝弦，不指望再有人能懂自己的心事。
总统也有寻常悲欢，高古贤良也不愿孤独。

我属普通读者，无心于学问，无力于学业，无缘于学术，看书不是职业需要，随意得很。
最该读书的年纪碰上“文革”，书不是封了，就是禁了，或是烧了。

从小到大的精神滋养，大概主要得益于这百年中国的思想激荡、社会变迁和文史读物。
应有个纪念仪式。不是一群人的纪念，是一个人的纪念。不是广场仪式，是内心仪式。

纪念仪式是一次年轮式的阅读。在百年间出版物中每年找出一本，读一读，作点笔记。
以1949年为原点向两边延伸。一边是“新中国”的书，一边上溯“民国版”。
逐渐聚拢的天南地北百种书，各有命运。如今聚在家里，是人海中一个寻常人和书海中一些寻常书的偶然相遇。既遇上，诚相待，看几页，写几行，原是每个读过书，写过作文的人都不难做的。
几天前，一位农民工朋友来还书，看见他捧着书的样子就想，如果他来读这些书，可能比我读得更好。他比我阅读的愿望更强烈，心地也比我单纯明净。

                                                      2010年3月9日  于京西北厢黄旗



按：
几句让我共鸣的话，划线或标注不同颜色即可。读书时，心领神会，相对无言。
张先生几本书谈到的人物，书籍，大多是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遭逢巨变的痕迹。
  《纸年轮》的时间长度既反映了一段历史，每一本书的背景又反映了社会的变迁。《纸声远》是读日记集，《锦书来》是读书信集，《晴耕雨读》则不限于日记与书信。后三书又不限于中国。张先生笔下是克制而本分的，举重若轻，自有一种书生的沉痛在。近几年我也在读近代中国的人物回忆录，日记及书信，在读大陆之外的港台，在读简体之外的繁体。我和书友说，只是在补功课。但愿自己也做一个普通读者，保持阅读的愿望吧。

作者: 春浅 时间: 28-10-2020 15:55

写此文时查海南“未闻书店”，疫情之后，已于五月关店。店主“小车”在海南夜市找到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地方继续书店理想，取名“二手时间书店”，只在晚间开店，所选书除儿童绘本外，多为人文社科书。据海南日报载，二月疫情时，小车在友圈发藏书出售维持生活。想起来那天晚上和他聊了许久，在他藏书架中取了几本广西师大以及海南本地作家的书，他赠我的书袋，以及盖有“未闻书店”印章的书页、书签，不由感怀。愿下次再去时，店还在，理想还活着。

作者: 春浅 时间: 28-10-2020 20:06
2020.10.28

《纸声远》
   “多少事在我心中翻滚，
   但求凝结在纸上。”——纪德

自序
纸声轻微。
世间声响万千，天籁，地籁，人籁。纸声常被忽略。

纸声喧哗。
“文革”初期，一张大字报引来全民性口诛笔伐，大标语山呼海啸。
迄今半个世纪过去，亲历者还在，难得一说，更难得传播。
年轻人偶闻，感觉遥远得很。

纸声命薄。
一点暴力、强权，就能让它销声匿迹。
1933年，纳粹焚书，三百万册化成灰烬，再无任何声响。

纸声强大。
能量足以为极权国家政权送终。
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铁笔神篇。

纸声稀疏。
电子时代，屏幕阅读大行其道。地铁里满是读屏者，难见纸书。
微信改变日记语言和记录方式，更颠覆日记的私密性质。
满眼光影，不闻纸声。

移动通信、社交媒体制造出一个远离纸媒阅读的“碎时系统”，把线上线下的时间和人生绞得粉碎。
屏幕浏览几乎无远弗届。
电子吗啡的感觉，各种鸡汤的味道，真是不错。晕晕乎乎，凌空蹈虚，半天、一天就过去了，还能有酒足饭饱之感。
砚田耕读，田园将芜。纸质阅读，深度阅读，胡不归？

                                       2017年9月16日

按：
多少“读屏者”正在看这篇网文？

作者: 春浅 时间: 28-10-2020 20:26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30-10-2020 09:29 编辑

2020.10.28

《锦书来》
“信函的衰退，笔记本的崛起！人们不再给别人写信；他们写给自己。”——苏珊.桑塔格

序：记住信札文化/沈昌文

当年我十分喜欢同海外与台湾的书友通信和请教。我觉得，他们对信札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比我们更珍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书信被“造反派”抄获往往是致人死命的重要手段。这我所见多矣！

但是，我担忧，在世界范围内，信札文化都会渐渐退化。因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用笔写信了。有事，发个电子邮件，谁还拿起笔写信？

2016年7月

按：近当代史的历史叙事，总有些忌讳。“文革”二字是巨大的阴影笼罩至今。而手写的信，自来墨之后我就不再写了。近两年的电子信件倒不是只因事情需要而作，而是因为所教学生步入高三，故以书信形式继续沟通交流。今年学生上了大学，已写两信来，甚喜。

作者: 春浅 时间: 28-10-2020 20:41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30-10-2020 00:32 编辑

2020.10.28

《晴耕雨读》
“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梁启超

1. 序言：通过阅读获得救赎 /余世存

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他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确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人生没有绝路，在书中有强韧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情况下，读写思考、弦歌不辍都是我们活着的依靠。而晴耕雨读，正是文明社会最为自然惬意的生活状态。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条寂寞而花开满目的道路。

按：读书不一定能获得美好人生。不过，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

2. 自序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有数据说，一只蜜蜂集纳一囊花蜜，须采一千到一千五百朵花。
也有数据说，中国大陆目前每年出版新书二三十万种。
应该再有些数据，让读者知道，这些新书含蜜量几何，其中每囊花蜜采自多少朵花，浓缩期是多长时间，蒸发掉多少水分。

曼古埃尔写《夜晚的书斋》，记录了亲切的体验：“到了夜晚，书斋里灯火通明，外面的世界就消逝了......我从日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眼睛和手恣意在整齐的行列中漫游......一本书出乎意外地呼唤另一本书，跨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建立了亲密关系。”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风霜雨雪，书恒在，灯长明。
2016年12月20日于中原旅次

按：犹如此时，在自己的书房，把白天的阅读反刍。

作者: snapdragon 时间: 28-10-2020 23:38

春浅发表于 28-10-2020 20:41
2020.10.28

《晴耕雨读》

反刍

象头牛……

浅妹纸的文字，每个字都很朴素，但放在一起总感觉有种淡淡忧桑。如果文字有色彩，你的就是蓝色调调。

作者: justforfun 时间: 29-10-2020 07:12
那么多的书，热闹者可以执一而万言，他却多半在短短的两三千字中交代几种甚至十几种书。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他舍弃外界的喧嚣，直接跟文本对话，跟人生对话。这样的读写生活虽然寂寞，确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0-2020 08:27

annahw 发表于 28-10-2020 23:38
反刍

象头牛……

按语才是我所写，其余不过是摘录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0-2020 08:46

2020.10.29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1年《少年》杂志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此前已有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寰球中国学生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等十余份青少年类报刊，仍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思。

1948年夏，钱钟书、杨绛夫妇带着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钟书祖父做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一间厢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视的。大概钱家的孩子无人不读。

按：我少年时代读书不多，一是父辈务农，没有家传；二因村小图书亦缺；三则少量书刊引起兴味也不大。这几年市场上出了些民国时代儿童启蒙书，看来怀念过去的人还是很多的。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0-2020 10:02

2020.10.29 晴

《纸声远》上篇
《郁达夫：“我像是被勾了魂，摄了魄”》
（《达夫日记集》长歌出版社 1976年4月初版）

日记文字，对郁达夫有特殊意义。

他喜欢看，曾专门写文章说：“由我个人的嗜好来讲，我在暇时翻阅旁人的著作的时候，最喜欢读的，是他的日记，其次是他的书简，最后才读他的散文或韵文的作品。”

他喜欢写，《达夫日记集》收录日记十五种：劳生日记；病闲日记；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客杭日记；厌炎日记；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杭州小历纪程；西游日录；避暑地日记；故都日记。

他需要写。一是为缓解苦闷，记载私事，存录备忘。二是为缓解生活困境。“到头来不得不卖自己的个人私记，以糊口养生”——这是其经历；“文人卖到日记和书函，是走到末路的末路的行为”——这是其感叹。

他一路写，一路研究，留下专文《日记文学》和《再谈日记》。文章都不算长，但史料丰富，见识特出。左读右看，如进一间日记博览馆。从中国“宋遗民明遗民的随笔日录”到文艺复兴末期的英国日记风尚，旁征博引，从容说来，饶有兴味。

《达夫日记集》载，1927年1月14日，上海法租界尚贤里，同乡孙君家，郁达夫初见王映霞。

才子热烈如火，开始猛追佳人。郁达夫告诉孙君（百刚）：“我真是入了迷，着了魔，我像是被勾了魂，摄了魄。每天时时刻刻想着她。换句话说，是坠入情网，恋爱了。我十分热烈地爱上她了，好像身不由己。”

按：
我读一个人的作品也有类似偏好，是从大学时读沈从文作品开始的，那时发觉《湘行散记》中数篇其实已在《从文家书》中有草稿。认真作文难免有“刻意为之”嫌疑，日记书信则随意得多，因其随意更见其本性。
民国文人恋爱史，因处时代巨变之际，才子佳人故事多矣，若以今时“道德标准”衡量，难免严苛。不过达夫所写情书之热烈，和今日坠入情网中的男子并无不同。类似着魔、被勾魂夺魄之语，前一阵书屋里行者便曾袒露过。我初有此体会时不过少年之龄，后来明白是虚幻，是自导自演的暗恋。也许总有一些年纪，人会分泌某种过多不为所知的物质，使自我沉醉吧。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0-2020 10:42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30-10-2020 19:02 编辑

2020.10.29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张謇：“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
（《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一版）

《张謇存稿》五十多万字，十之八九是函电、书信，可直接作“张謇书信”看。其中家书百余封，老牛舔犊，有趣，有味。文字中有个很醒目的主题——培养良好习惯。

言教之外，张謇施以身教，告儿——“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不事机诈。人之以机诈待父者，往往自败。然父仍含容之。所谓君子落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也。”

观其一生事功，主要集中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三者之间，又以教育为轴心。对教育事业的意义和发端，张謇朝思暮想，且啸且吟——“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启民智必由教育”；“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也”......
不妨说，张謇创办实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兴办教育事业积累基金。1903年，他在南通创建通州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
秉持“师范为教育之母”的理念......他还留下了“家可毁，师范不可毁”、“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的遗教。

1906年某日，张謇写《论通州乡镇初等小学事寄劝学所教育会函》，表达前瞻之虑，函中说：“州境方一万里，合有初等小学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纵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计校距离最远之学童为两里半，每日上学散步，行走十里，兼亦以事令学童练习勤劳也。而我昨自崇明久隆镇至牧垦公司，是日小雨，乡僻道路，泥泞非常，念如十岁以内学童，必不能胜此十里之行走......拟改为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是为纵横四方里。”

张謇以国务政要之身，亲民恤童之心，设身处地，细察寻常而不经意的疏漏，以改善格局，照顾学童脚力，此善何人可及？

按：
我之坦诚待人，常被目为愚者，却不知坦诚如镜，君子小人毕现也。
观国内今日教育事，大学之自由独立竟艰难至此，而多少偏远地区学童翻山越岭求学，更有亿万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被政策所制。张函距今一百十四年矣，学童之困如此，其悲乎。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0-2020 11:17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4-11-2020 09:20 编辑

2020.10.29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顾颉刚聚书散书》

作为一位教师，顾颉刚先生爱生如子。他在日记里回忆自己早年“撰文向不取稿费”的事。自己既不取，便用来帮助家境贫穷的学生。

作为一代史家，顾先生爱书如命，既出于私愿，更源自公心。他在《中国史料的范围和已有的整理成绩》中说过自己的想法：
我从有知识起，处于一起巨变之中，就想搜集资料，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清朝末年，我在中学读书；民国初年，我在大学读书。
在这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官吏横暴、政党斗争、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史实。
抗战后东归，收拾残剩，这类近代史料还有两万多册。那时因为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学术工作的战线应当缩短，所以全部捐与合众图书馆。

按：
传统师道有可佩之处。前些日子大姐分享四十年前同窗往事，我也常看到友圈中父母辈有各种同学聚会之照。相较之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大学扩招之后，师生情谊，同窗情谊，在我感受中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今年听到一个热词曰：一期一会。犹如今日科技高速发展，人与人之间交流快速便捷，却也因之更容易随风而逝，每个人似乎都必须要习惯来来往往的人群，没有了慢的沉淀，或者纠缠的刻骨铭心，温情的记忆还剩多少？

近年购书颇多，加之书友所赠，我家藏书已有三千余册，我读过的大约十之二三而已。七年前参加书会之后，一大喜好就是带上藏书与书友共享互借。想将来有一个空间存放藏书，在墨村一隅，惠及更多爱书人。书聚时由我，书散时随他。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0-2020 11:52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4-11-2020 09:22 编辑

今天朋友告知下月回国，约我周末得空去搬书。其书一部分是从我处淘去的，另一部分是其读博期间的资料，尤其华人社区报刊居多。我们相识即是因前年做“华人口述史”拍摄有缘同组，其后我邀之来墨友书会活动数次。上一次讨论的话题即是与留学生去留有关，不曾想疫情之影响如此。我会把书整理保存，用作今后做口述史资料，也预备将来如需要寄回国内。书之聚散，随人之聚散也，一叹。

作者: 行者之心 时间: 29-10-2020 15:18
我只读过乡土中国，也是上大学时读的。记得当时说中国人有个习惯，如果有人来敲门，问，谁啊？外面多半回答就是“我”。只有一个字，通常就可以分辨出谁谁谁，所以中国传统的社会都是彼此非常熟悉的乡土环境。现在变了，敲门的，大都不再是熟悉的邻居，而是快递小哥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0-2020 17:12

行者之心发表于 29-10-2020 15:18
我只读过乡土中国，也是上大学时读的。记得当时说中国人有个习惯，如果有人来敲门，问，谁啊？外面多半回答 ...

《乡土中国》是费老代表作，很薄的一本，很经典

乡下还是可以敲门识人的，而且人在家的话，门都是开的，直接进门聊天

作者: 春浅 时间: 30-10-2020 10:25
2020.10.30  墨尔本  阴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2年  《中华初等尺牍》

这本小书，是中华书局创立元年（1912年）的出版物之一。

读者开卷第一眼即被告知，“社会交际，通情达愫，端赖尺牍。下列诸书，程度有浅有深，文言白话咸备。或供模范，或资参考，各适其宜。”

所说“诸书”，有《书信构造法》、《白话学生尺牍》、《白话商业尺牍》、《评注中华女子尺牍》、《古今尺牍大观》等，共十七种。《中华初等尺牍》为其中之一。

中华书局成立宣言中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在这一认识之下，该书局把“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作为其四大宗旨之第一，为此在创立之初致力于“适宜之教科书”的编写，而又以中小学教科书为始。

当年的初小毕业生，家书文字已可达到这样的水平：
“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昨奉母舅手谕，敬悉外祖母旧恙日见平复，至为欣慰。惟家中自大人行后，各事不免废弛，万望早日回家，藉资整顿，并乞将归期先行示知为祷。男日来身体甚适，足纾慈念，肃此敬请  金安”。

按：
如前述，书信文化式微，像这样写文言的更凤毛麟角了。墨城宵禁之后，拉了几个书友填词，新人加入之初总忐忑告知自己古文水平很差，恐不能完成习作也。按1912年对初小毕业学生的要求，我们确实难于毕业。
引人深思的是，当年中华书局建立之宗旨，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中华民国不到四十年即退至一岛之地，共和国七十年过去，在全国统一“人教版”之下，我们还能教出多少“国民”呢？昨有书友分享杨绛先生文字，另一人叹曰：当年高中师长教导《纪念刘和珍君》时，只强调正视淋漓的鲜血，却没有向我们提及杨荫瑜校长为师为人的另一面。近年颇有风声说减少教材中鲁迅文章的数量。给教育减负、素质教育之口号自我听到始，也已二十五年。前些天友人传我辅导女儿作业照片，已是夜间十点。我回复：你们辛苦了。

作者: 春浅 时间: 30-10-2020 12:27

2020.10.30 阴转晴

《纸声远》上篇
《张謇：“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
（《东游日记》张謇著，杨晶、白立文译江苏南通博物苑（自印本） 1996年3月）

1903年春，张謇赴日访察两月余，写下《东游日记》。
张謇参加大阪市小学校校庆，是在风雨中。“学童之集者四万人。风雨交作，而学生行列不乱，三十年之成效也。”这场面不常见，会让人动容。

如今读来，这部出访日记，更像一本海外求学札记。

“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这是《东游日记》的结语。

按：
1903年张謇访日，当年张謇所见风雨中行列不乱的小学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有多少人呢？
此日记与前《锦书来》之《张謇存稿》可互看也。

作者: 春浅 时间: 30-10-2020 13:10

2020.10.30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梁济：“真堪向天大哭”》
（《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1版）

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清朝末年民政机构一个小官员。职位不高，见识不低，心志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今者躬遇一代之末，一国之开，世道人心不绝如缕，思以一身讽世。”

梁济为民族性灵存废所虑，极度失望之际，尚怀一丝希望，观数年，思数年，写数年，终至绝望，一朝投湖。与其说是殉清，不如说是殉其理想之国。

“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清国者，亦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民国，于吾中国立国之本根关系极大，故以一死泣告世人。”如今，民国之断送已成事实，继民国而起之国如何？仍在梁济念中。

按：
梁济投湖，时在1918年11月。他未能目睹三十年代后之巨变，其子梁漱溟身处其中，《纸声远》有一文陈述。结语似《阿房宫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委婉提到“继民国而起之国”，其指昭然。

作者: 春浅 时间: 30-10-2020 13:39

2020.10.30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钱穆著作作基石》

钱穆先生1949年到香港创建新亚书院之初，有人称“桂林街时代”，校舍简陋得很，真正筚路蓝缕。后来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先是在九龙城嘉林边道租了第二校舍，后来选了土瓜湾农圃道一段地面，自建新校舍，为此曾举行隆重的奠基礼。

学校奠基，自有知识和文化特点，新校舍奠基礼上，一只铁函被放在了奠基石下。铁函里装进了一些书刊，如四书五经、《旧约》《新亚学报》《新亚概况》等，钱穆先生的著述《国史大纲》和《孔子与春秋》也放在里边。另有耶鲁的赠书，以及《中华民国全国地图》《香港地图》，还有一幅中华民国国旗。

按：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任新亚院长自建校到合并大学后两年即1965年，可谓居功至伟。钱穆著作多矣，铁函中所选两部有何深意？以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新亚书院被视为中国儒学复兴基地，我以为是这样吧。

作者: 春浅 时间: 31-10-2020 18:42
2020.10.31 阳光灿烂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3年《法意》

对严复的翻译成就，人以“严译八大名著”相称。八大名著指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和孟德斯鸠的《法意》。

其首倡的“信、达、雅”标准，对中国翻译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严复是第一批留学英国的中国学者。他本来是去学舰船驾驶和海军军事，曾与刘步蟾、萨镇冰是同学，但时代潮流改变了其志业。当时正广泛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使他深受影响。他看到了船坚炮利背后的思想文化，由此研读欧洲近代思想家的著作。

《法意》是一部由探讨法律性质进而研究国家政治制度的法学、政治学理论专著。作者孟德斯鸠唾弃“君权神授”观念，认为体现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治国的根本。

严复热烈响应孟德斯鸠的观点，在《法意》按语中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政体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按：
严复1877年留英时年方23岁，中年时自1896年译《天演论》始，引进西学，主张维新，晚年却支持袁世凯称帝，同情张勋。前后差别之大，判若两人。其翻译名著至今堪称经典，犹记得大学时读到文言体的《天演论》，那令人惊叹的开头：“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作者: 欧阳京 时间: 31-10-2020 20:04
本帖最后由欧阳京于 31-10-2020 20:07 编辑

我已经完全不读古时候的书了，感觉读多了难免有点“之乎者也”。

不是说那里边没有好东西，而是感觉没有时代感。但是什么是符合这个时代的阅读与写作呢？我也不知道，懒得去想它，过去就让他成为历史吧，感受现代丰富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已经很花时间了。

写起东西来，我就尽量忘记中学学过的那些与我完全是两个世界里的作家比如鲁迅、朱自清那些人，而尽量时刻记住用自己的母语--衡阳话写。

作者: 春浅 时间: 31-10-2020 21:08

2020.10.31

《纸声远》上篇
《柳亚子：“前途真喜向光明”》
（《自传.年谱.日记》柳无忌、柳无非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11月第1版）

柳亚子先生的日记文字有三种，分别是《乘桴日记》（1927年5月15日至1928年4月6日）、《旅港日记》（1949年1月1日至2月26日）和《北行日记》（1949年2月26日至1950年10月29日）。

三个时段分别对应于柳亚子人生的不同时期，即避难日本时期、蛰居香港时期和参与新政权建设时期。三个时期，其个人际遇都有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背景上的柳亚子又是政治、文化前台的活跃人物，故其日记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旅港日记》是《北行日记》的前奏，或说是序言，为柳亚子先生北上会晤各路名士和时贤、定居北京、参与新政权建设做了必要的准备。

《北行日记》首篇，是一个名单......柳亚子在名单后加注：“以上为‘华中轮’自香港到烟台同舟共济之人也。”

3月4日上午，座谈会继续。黄昏，晚会继续。他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3月18日文字之前，又出现了一个名单......在这份名单上，姓名之后，除了籍贯、年龄，还有房号。房号是北京六国饭店的。
此时，此地，已是协商筹建新政权前夕。

按：
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是党中左派人物，1927年避难日本起因为蒋介石“清党”通缉。包括他在内的国民党元老，49年之后都得到了礼遇。他死于1958年，避过了其后的政治运动。其子柳无忌1945年即赴美讲学并定居，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诗人兼翻译家，与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有交集。

作者: 春浅 时间: 31-10-2020 22:52

2020.10.31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任芝铭：民国扑面而来》
（《任芝铭存稿》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任芝铭（1869——1969），河南新蔡人，清末举人，孙中山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后，奔走民主共和；北伐时期，花甲之年从军；抗战爆发，七十岁上“参加张轸师长抗日工作”，襟抱可见，亦知这位百岁老人一生居乱世。

1928年1月7日，任芝铭写信叮嘱家人：“当此乱世，金钱越多，目标越大，即危险亦越甚。俗言‘有钱难买乱世贫’，此话虽浅，实有至理。吾辈此后至多光阴，不过数年，或十数年耳。有福能享，才算真福。”

1977年秋，冯友兰夫人病故，留下一个纸包。里面是她保存的父亲遗物，有证书、家书、委任状等。

这份遗物逃过了“文革”浩劫，传到任均手上。三十年后，任均交给儿子王克明。

2010年，王克明打开纸包，细读任芝铭书信诗文、工笔小楷、斯文华章，感觉“民国扑面而来”，越读越觉得放不下，遂用心查证注疏，整理出《任芝铭存稿》一书，还原了一份难得一见的民国早期知识分子家国文本。

宗璞为该书作序说：“许多不为人知、无从想象的历史细节，残留在民间文献里......”

按：
花甲从军，七十抗日，任老先生投笔从戎，真英雄也。

作者: 春浅 时间: 31-10-2020 23:26

2020.10.31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梁启超痛责学界》

《清代学术概论》洋洋洒洒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

按：
《胡适杂忆》中，周策纵先生的序写得有趣：

“‘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亲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万余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

作者: 春浅 时间: 1-11-2020 08:19

欧阳京发表于 31-10-2020 20:04
我已经完全不读古时候的书了，感觉读多了难免有点“之乎者也”。

不是说那里边没有好东西，而是感觉没有 ...

现在也是从过去来的
要深入了解现代的思想，文化，艺术，很难不回到过去的，我是属于怀旧派，一回去就陷进去了
我写的文字近代作家中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沈从文。更长久的影响来自诗词，明清小品文。
四年前和笔友写了数十篇，竟有几个惊呼遇到同乡，因为他们读出来西南官话的腔调。

我记得之前指出过，欧阳君回帖有鲁迅风，这风格不是文字的，而是思想或者说是心态的，可见想摒除前人影响有多难。我只有在学习英文口语时有过一条类似前提意见：所有对话只能用英文来说，最好只用英文思考。对于中式思维已经潜移默化的我以及我的学生们来说，这真是不容易的。

我不喜欢的文字是如今的网络用语，弊大于利，错误百出，也在行文中尽量避免，也不去看微博、门户网站等等这些。对于“之乎者也”是没有抵抗力的，至今偏爱诗词，也没有去想过要用什么语言形式来写文。想写的时候，笔下自然就出来了。无论是近代作家的影响，还是古文影响，还是方言影响......那些全部的过去，造成了今天的我。

作者: 春浅 时间: 2-11-2020 21:57

2020.11.2 热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4年《中等国文典》

有研究者说，章先生最早为汉语引进“词”的概念和术语，即在该书。

该书封三印有“教育部审定批语”，其中说：“吾国向无文法专书，初等作文苦无标准。”

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遍访中国留学生（如杨度、黄兴等）。于当年8月20日成立同盟会，许多人踊跃加盟，章士钊却拒不参加。章氏后来有回忆文字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时也。”

按：
我国文法专书竟然这么晚才有，出乎意料。章先生对待政治的态度，至今犹值得学习。

作者: 春浅 时间: 2-11-2020 22:31
2020.11.2

《纸声远》上篇
《宋云彬：“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
（《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宋云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3月第1版）

清末民初，文人、名士星汉灿烂。遭逢乱世，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议政，纵横捭阖，开一代风气。

后来政权更迭，昨是今非，更有政治运动频发......锋芒所指，多是当年闻人。后来的主流话语叙事中，很多曾经的大戏主角已销声匿迹，不见于正史列传，民间也罕有耳闻。

这类人物，宋云彬先生可作一个例子。

按：
“革命文化人”宋云彬，1924年即加入中共，26年任职黄埔军校，受周恩来领导。后脱党，1945年又加入民盟。宋先生日记自1938年始，厚厚一册，近七十万字。性情率直，常在日记中月旦人物，尤以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所记为有趣。

作者: 春浅 时间: 3-11-2020 15:39

2020.11.3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梁启超：勤恳尽本分便是堂堂一个人》
（《梁启超家书》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年8月第1版）

《饮冰室合集》有言：“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可见，梁家祖上的学问，是从农地里生长出来的。历史上传统知识分子亲近的“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也促使梁家人乐于晴耕雨读，不事荣华富贵。

《梁启超年谱长编》说：“任公先生幼年时代，受祖父提携教诲的地方最多......”其祖父镜泉先生所“提携的地方”，不是追求卓越，登龙中举，而是“古豪杰嘉言懿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到梁启超父亲莲涧先生，“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劳作时，由一己之辛劳，可体验他人之不易。更重要的是，梁家的学问来自农地，便须时时回归劳作。劳作之人，尚勤，尚俭，尚学，尚善，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故，品德比学问要紧——“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

按：
文中还有一句：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
《梁启超家书》闻名于世，不应过多在意梁家儿女全部成才的结果，更该注意这样的家教理念。前些时与书友讨论，就表达过类似观点：品德比学问重要；得道之前，劈柴挑水，得道之后劈柴挑水。

作者: 春浅 时间: 3-11-2020 15:51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3-11-2020 15:52 编辑

2020.11.3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陈寅恪清音独远》

1953年底，郭沫若写信邀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的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问题是：“我们这么多年里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原因或复杂，答案应简单。陈先生早就说过了。无奈清音独远，庙堂难得一闻，江湖上也不大听得见了。

按：
去年末友人转发新闻一则：复旦大学章程被修改，据说“独立自由”被改成“为党服务”，复旦学子在校食堂高唱校歌，以示不满。

作者: 春浅 时间: 4-11-2020 09:50

2020.11.4 墨尔本阴晴不定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5年《作文法》

其序文上来就说，刘勰的《文心雕龙》论列详尽，但高深有余，不易理解。《昭明文选》选文众多，固然优美，却不通俗。再看西学东渐之后，青年学子不是以东洋为标准，就是以西洋为前提。外语之声琅琅，国文却被冷落。

作者分列二十五章，章下有节。每章首节为总论，末节为结论。

由每章题目看，始以“储材”、“读文”、“析文”、“凝题”、“澄思”、“吐词”、“聚神”为准备阶段，续以“写景”、“状物”、“运气”、“点趣”、“布脉”、“成形”而初成局面，再以“炼虚”、“用字”、“严章”、“论笔”、“问难”、“典故”、“修饰”等手段作悉心推敲，最后从“仿古”、“存体”、“静动”、“从宜”、“生情”等角度使文章进入较高境界。

如此用心地编写这本《作文法》，缘于该书作者对文字功用有极高视点。他认为“今天下之灭人国家者，必先灭其语言文字，使无国家概念，使无种族思想，故迄于亡而无怨”。他还列举史实说：“昔辽金元清称兵华夏，然而终不能久居中原者，何也？无他，文字未废之故也。俄灭波兰，英吞印度，至今犹附属而不能独立者，何也？无他，文字已废之故也。”

最终，作者提出一个标准，值得记取，即“文章如佛像之庄严，而无跳梁之为患”。如此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按：
今天的世界变化已经很大，包括中国，在全球化趋势席卷之后，如何应对，保存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变成某种“政治正确”。今天还像这样作文的当不多矣。我以为的一种可能之将来，是多元文化的并存，如本帖中对文字的不同态度：有拥抱现当代思想的，有怀恋古文的，有跟着网络风潮的，也有将传统融入现代，文字风貌多变的。

作者: 春浅 时间: 4-11-2020 10:19

2020.11.4

《纸声远》上篇
《王云五：“真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概”》
（《访英日记》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 1944年7月重庆初版）

1943年11月18日至1944年3月19日，王云五与王雪艇、杭立武、李维果、胡政之、温源宁六人一同访问英国，写下了《访英日记》。

其浓墨重彩处，是沿途访书、选书、买书、谈书、读书、裁书、运书......的经历和感受。

途中第一次大量买书，是在印度加尔各答逗留期间。

抵达英国后，王云五出手更是厉害。但“由于战时纸张管制，许多书籍无法重版，整套之书极难访购齐全；战时新版书籍字体缩小，行格加密，天地头亦减短；同样大小之一面书，战时版较战前版所排字数平均约增百分之七十，与余自民国二十七年为商务印书馆创刊战时版每面字数平均可增百分之百者不谋而合。余两年以来，在渝无法购新刊之外国文书籍。今晨真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概”。

按：
文中还提到《访英日记》中载剑桥大学本部图书馆，“中文部藏汉文书籍约六万册，中有元朝版本一种，稿本抄本颇多。其中最有参考价值者为1805年至1860年间中英交涉档案，计有百册左右，又收藏有太平天国所印之书颇多”。
记王云五返程时为尽可能携带图书，将行李减负，分送自己的棉袍、皮鞋等物，甚至将书籍硬质布料封面裁去，或只裁出若干书亟须参考之一二章携带，可谓用尽浑身解数。到登机时发现乘客极少，又感懊悔。与我近年回国搬运书籍来澳颇有同感，只是来往去向相反而已。

作者: 春浅 时间: 4-11-2020 16:27

2020.11.4  阴而后雨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任鸿隽：“但求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商务印书馆  2007年7月第1版）

1904年，任鸿隽十八岁，赶上科举考试末班车，又赶上新学教育。

1907年，任鸿隽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该校有“革命党人大本营”之称。如今可见的任鸿隽最早书信，写于这一年。

1909年，任鸿隽在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鸿隽报国心切，即登船回国——“乃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萧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

在1912年2月5日家书中，任鸿隽告知其兄：“各省代表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
仅一月后，于3月9日再修家书，已是告知“孙先生辞职”消息。此事使他对政治大感失望，告诉兄长“决计不复问政事......但求于实业学问一途稍有贡献，他非所志”。

1912年底，到达美国。留美期间，做了一件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大事。他和一些同窗好友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这是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杂志。
当时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和胡适联手充当留美学生文化革新运动的主将。

按：
初时热心政治，以为报国也。然书生本色，留美之后方显。幸有一悔而得新生。

作者: 春浅 时间: 5-11-2020 00:01

2020.11.4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胡适的“不苟且”》

胡适的宽厚能容是出了名的。他主张“宽容比自由还重要”，亦知亦行，一生如此。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守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立场，对欠缺证据的说法寸步不让，以维护心中的学术尊严。

“不苟且”，是胡适对自己的一向要求。常见他说到这个话题。他给罗尔纲的信中说过：“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在给王重民的信中也说：“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

按：
关于胡适的书，除他本人所著外，我喜欢读的唐德刚写的两本，即《胡适口述自传》及《胡适杂忆》。关于“不苟且”之事，唐德刚写有一次胡先生说梁启超因成名太早，知道自己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所以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唐认为这便是胡先生的“夫子自道”。在《三分洋货.七分传统》里，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例，痛陈胡先生因为“不苟且”，以至一拖二十年未能完稿。盛名之下，格外爱惜羽毛，对后辈来说却是压力。就像写作，一开始就文笔成熟出类拔萃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不断练习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即便第一篇就是佳作，要求篇篇精彩也依然很难。胡先生是宽容之人，据说也是极为通达之人，却让后辈深受如他一般之苦，何苦来哉？！

作者: 春浅 时间: 5-11-2020 13:46

2020.11.5  墨尔本雨后天晴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6年  《袁世凯轶事续录》

见到这本书，最先想到的是此前会有一本《袁世凯轶事录》，只是迄今无缘得见。版权页上署名为“编辑者野史氏”，这个名字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的一个笔名相同，也该是同一人吧。

野史氏对袁的文字相当满意，收有其“祭李文忠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野史氏说：“项城亲为人祭之。文字殊不雅驯，然项城不肯请他人捉刀，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表敬爱之忱也。”

见过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一幅题词，说的正是袁世凯。“中华民国初建，四方鼎沸，众派纷争，具有统一能力者，中外皆推项城。以其地位、经验与才量，可称为适当人物也”。也见过继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的一幅题词，赞袁世凯“进退成规矩，从容若龙虎，其气象足以安民，其精神足以立武”。

这一类史料，目前可以越来越多地见到了。一个历史人物，有从更多角度和侧面记录、描述其生平、事功的文字，对如实了解、客观评价他，总是有益。

按：
关于袁世凯称帝一事，当年自始至终都担任北洋总统府大礼官的黄开文晚年有文章写到：“洪宪一事，原非出于项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极力怂恿，成为事实。先是项城注意外国报纸，恒恐发言诋訾。逢迎之辈乃伪印日本《顺天时报》，每日进呈，证明赞成，以坚项城之意......盖宵小但知希荣固宠，以致项城身败名裂，洵为千载之遗恨。”
此文中还提及袁氏之爱才若渴，勤勉，案无留牍。才干品德较之后继数位总统，只此事有遗憾，为之惋惜。

作者: 春浅 时间: 5-11-2020 16:05

2020.11.5

《纸声远》上篇
《梁漱溟：“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
（《梁漱溟日记》（上下卷）梁漱溟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第1版）

梁漱溟先生日记，起讫时间为1932——1981年，横跨半个世纪。

从其一生事功对应的时间看，1932年，他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北京《村治月刊》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1981年，他写出《试论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

1938年，是年1月，梁先生第一次访问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持续一周有余，其中两次彻夜长谈。谈话主题，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思路，问题绝大。

他们谈政权，谈团结，谈时局......梁先生表示：“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而引发的，不是内部引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梁先生的基本意思是从国情出发，国情决定无须革命，更不该暴烈，改良是合适的建设途径。

按：
当年毛泽东不同意梁先生看法，强调中国社会与问题之一般性，以暴力革命改造中国。此一理念，恐是造成建国后政治运动频发之源。今日中国问题多矣，海外亦有不少精英对国内政治改革绝望以至直陈革命之必要。引梁先生初访延安时的话作结：“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

作者: 春浅 时间: 6-11-2020 10:21

2020.11.6  阴天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张学良：“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清泉幽禁岁月  1946——1960》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1年6月第1版）

书中，有两幅相邻的照片。一幅是张学良在窗前读书，另一幅是赵一荻在用缝纫机缝制衣物。清净，安静，传递着二人日常家居的信息。

这段时间里的记事簿、日记、信函、口述、照片......成为后人研究张学良的珍贵资料。

每年元旦，张学良都会启用一个新日记本，写上当年的读书计划，一本本读来。

张学良的一生，在其三十六岁之后，还大有可说。

按：
标题是张学良口述，本文结语是张冠生所说。张学良后半生之所以得度悠长岁月，我能想到的原因有三：一是赵一荻的陪伴；二是基督教的信仰；三是读书的习惯。

作者: 春浅 时间: 6-11-2020 10:56

2020.11.6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宋云彬的爽直》

1949年9月21日是第一次全体大会。他写道：“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发言，既不庄严，又不生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

9月24日，仍为全体会议。在22位发言者中，宋云彬评价说：“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虽然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先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读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掌声。许德珩之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

按：
如此耿直月旦人物，生猛，生动，颇少见。此篇可与前述《纸声远》宋云彬篇互为参照。

作者: 春浅 时间: 7-11-2020 22:29

2020.11.7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7年《共和女界新尺牍》

“女界”这个词，现在不大见得到了，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都未收。清末民初那段时间，中国媒体上常说这个话题。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女界钟》，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敦促妇女教育，呼吁妇女参政，产生了震动性的社会影响。《共和女界新尺牍》这样的书，应该就是响应妇女教育的人士之作。

初读其文字，以为是作者模拟编写。读到“女士参政同盟会代表”贺章太炎、汤国黎结婚书，又觉得像是对成品的选编实录。如是，则该书不仅有模本的使用参考之用，更有史料价值。

按：
中国近代鼓吹女权的第一本著作：《女界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为一时名句也。若非关心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确实“女界”一词颇新鲜。天地间有几界也？仙界，鬼界，妖界，人界......

作者: 春浅 时间: 7-11-2020 23:03
2020.11.7

《纸声远》上篇
《丰子恺：“人是到处寻苦之动物”》
（《子恺日记》丰子恺著海豚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丰子恺本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有人赠予“皮脊金边”日记本后，他不想辜负了精美纸册，“勉强为之，不旬日而中辍，诸册皆残废”。

说起辍笔原因，丰子恺道：“盖故国闲居，生活平淡悠逸，既无可记，亦懒于握笔。勉强为之，则虎头而蛇尾也。”

1937年，日寇入侵丰子恺家乡，炸毁其缘缘堂，逼迫丰子恺家族十数人背井离乡，流徙辗转，历时半年，从浙江桐乡走到广西两江。

流亡路上，不再是“平淡悠逸”的日子。国恨家仇，担惊受怕，舟车劳顿，千里艰辛，在在都沉心头。半年里，丰子恺抽空记录经历、见闻、感受，由此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并将这些经历变为《辞缘缘堂》《桐庐负暄》《萍乡闻耗》《汉口庆捷》《桂林讲学》。

其《忆儿时》一文，说过早年经历、一生不忘的三件事。一是养蚕。二是吃蟹。三是钓鱼。“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是我永远忏悔。”

按：
写日记的习惯在我处的时代极少见，女同学偶有所为，也不过少女心事之类而已。大学之后不曾听闻有此，也许因为和平年代平淡悠逸之故吧。今年疫情，日记体又有了些动静，譬如“武汉日记”。墨尔本封城时间久矣，我也想过写点值得记念的事。但每日宅家，却依然甚觉安闲，于是将解封时，开始此篇读书日记。

我的黄金时代，以友人所怀念，当是初高中时代吧。那时候我们有很多在一起的时间，慢节奏，友情慢慢累积，爱情如一道闪电。

作者: 春浅 时间: 8-11-2020 20:42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8-11-2020 22:03 编辑

2020.11.8  蓝天万里无云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陈布雷：一日写下十封遗书》
（《陈布雷集》  东方出版社  2011年第1版）

陈布雷有多种身份，报人、政要、文胆、名流等，本色当是文人。或说，作文人看，更近其真。目前能读到的陈布雷公务书信，写给政界中人的，多是短札，数行打住；写给学者、教师等人的，篇幅往往就长了起来。

1948年尾，陈布雷在“严重之脑病”中决意了却余生，以免“偷生尸位”。11月12日当天，他一气写出十封遗书，向上峰恳求“谅恕”，对同人交代工作，向好友珍重道别，对家人嘱咐后事......

尤其是给蒋、金两位秘书的信，事分十项，公事皮包、铁箱、外交文件、存款簿、支票簿、新沙发、单背椅、新皮箱......分别交代处理办法，包括“为数不多”的存款以何数分送何人，一一吩咐。其从容，其安详，过去仅在傅雷夫妇作别人世那封书信中见过。皆绝唱，是双壁。

按：
文中提到傅雷夫妇遗书，犹记得信中装了火葬费，写到“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临行，在地板上铺了一席被子，只为避免惊扰。陈布雷自决时在1948年尾，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布雷之女陈琏为中共党员，她的丈夫是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两人是西南联大同学。傅雷夫妇自尽时在1966年，“文革”初始。据悉，文革初期，仅北大一校，自杀身亡的教授计有24名。1967年，陈琏跳楼自杀。

作者: 春浅 时间: 8-11-2020 22:30

2020.11.8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闻一多的书桌》

闻先生这样写他的书桌：“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忽然间书桌上怨声沸腾，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渍湿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弯痛了它的腰；钢笔说烟灰闭塞了它的嘴，毛笔讲火柴烧秃了它的须，铅笔抱怨牙刷压了它的腿......”

黄裳《故人书简》中，有一段吴晗回忆闻一多的话：“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前面，两个小杌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来，却没有新东西补进来。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书，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

按：
曾读到过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闻一多也曾和朋友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以前我也认为生在和平年代，何其有幸，有一间书房，一张书桌，足以。疫情一年，经济问题在上月书会活动中提出来了，而政治，近几日美国大选新闻随处可见。

作者: 春浅 时间: 9-11-2020 19:09

2020.11.9  墨尔本热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8年  《新修身》

辛亥革命前，我国初等小学堂就设有修身、读经讲经等功课。进入民国元年，废止了读经讲经，修身课得保留，但换了课本。是年6月，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了标明“共和国教科书”的《新修身》（全八册）。

手边这本书，是其初版第六册在1918年3月的印本。
该册编纂者“武进沈颐、杭县戴克敦”、校订者“长乐高凤谦”，都是当时很有成就的出版大家。
名家汇聚，心意拳拳，于是孩子们读到了新时代的《新修身》。以第六册为例，由初小三年级学生春季使用的这个课本，共分十八课，分别以“技能、苦学、自治、责己、不妄取、择友、友谊、睦邻、隐恶、宽容、忠勤、仁勇、公益、合群、仁慈、爱国（一）、爱国（二）、爱同胞”为课程名称。

在他们笔下，每课课文不出百字，内容有古今中外，文字浅显易懂，且多讲故事，少说道理，润物无声，自然会产生较好的教育效果。
为讲求效果，《新修身》的编者还为这门课的老师准备有配套的“教授法”，说明该课“所言事实以家庭教育为主，兼及社会，皆日常习见习闻者，取材颇适合儿童心理。书中间涉及女子事，尤便男女共校之用”，并提示教师“可以随宜活用，所设发问语式亦均斟酌得宜”。那时的小学教师，能享受到高梦旦这等人物的直接服务，实在有福。

按：
   在我读书的时代，修身课变成了“思想品德教育课”，从小学到大学，上过多少课程，记住多少道理和人物呢？似乎几乎全还给老师了。书屋近来教育帖，行者、安娜有不同经验和高见。不知看了这篇会有何感想呢？

作者: 春浅 时间: 9-11-2020 20:25

2020.11.9

《纸声远》上篇
《郑天挺：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下册）郑天挺著中华书局 2018年1月第1版）

国难当头，一介书生，辞别古都，慷慨南渡，“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是为延续民族文化命脉。烽火中讲学、授课、写作，已近全力，何况还须挺身执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总务，协调百端，兼顾巨细。该是怎样一个人，才能得冯友兰、杨振声、查良钊、黄钰生、施嘉炀联署劝进手札？
这页手札，字未及五十，以“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作结，其“廓然大公”之气象，是印证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一个珍贵样本。

2017年11月16日，《南方周末》作头版专题报道，纪念西南联大八十周年，说：办学八年，被惦记八十年。
被惦记如此长久的该校，总务长就是这么一位学者。他为大局勉为其难就任时，说好任期约半年，实际上一直撑持到联大结束、三笑复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说：“在西南联大，除三位常委为专职外，总务长、教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兼职不增薪，课程与一般教授相同。”
这就是说，郑天挺没有因为担任总务长而多一份收入，也没有减少一点课程教学工作量。

按：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皇皇两册共86万字，前年出版时书友提及，我还没有收入书房中，不过一直在书单上。我对西南联大也有某种情结，来墨后买的第一本繁体书即是托台湾同事所购《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大学时曾想效仿徒步团从长沙走到昆明，不知此生能实现此愿与否。

作者: 春浅 时间: 10-11-2020 08:27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11-11-2020 08:17 编辑

2020.11.10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曾琦：“理想的少年中国”》
（《曾琦先生文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11月第1版）

曾琦天赋异禀，四岁就开始读书。他非常喜欢读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人的著述，渐生经世致用志向。
1915年，曾琦北上京城，向章太炎、梁启超等请教，学业大进。
1916年，他东渡日本，在中央大学研究宪法及行政法，同时致力于国学，“读竟曾文正公全集，深服膺阳明学说”。是年梁启超受命于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一职。曾琦遂作《致梁启超书》，文末云：“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

1920年4月28日，曾琦从法国写信给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谈吸收会员过程中注意纠正偏向的想法。他说：“凡能了解本会精神，而从事于实际运动，如昔人所谓‘有血性而无俗气，少大言而多条理’之士，似不当以其朴质无文而少之。”

就“重公德不重私德”、“为目的不问手段”两种“谬说”直陈己见，剖肝沥胆，意在告诫会内同志，避免像“从前那班污烂政客做出许多寡廉鲜耻的事”。

按：
曾琦人生一大事功是参与创建中国青年党，被视为“国家主义派”，先后反对国共两党。1948年，位列新华社公布43名国名党战犯第42名，而第43名，是张君励。

作者: 春浅 时间: 10-11-2020 21:30

2020.11.10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童第周：荒地里的科学实验》

1941年冬，童第周到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并在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兼职。战乱中，研究条件严重匮乏，同济的实验室里甚至没有一架起码的显微镜。

童第周对遗传研究的国际进展动态了然于胸，并落实在鱼类核移植的具体项目上，因此成为国际研究鱼类克隆技术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由于“文革”内乱，童第周的贡献没能及时披露于国际学界。

按：
近代知识分子的经历，我特别关心两个时间点：一是1949年时去往何方；二是有没有度过1976年。童第周1949年时克服阻力回国，1979年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倒在讲台上。百科词条上，1961——1976年的经历是：空白。

作者: 春浅 时间: 11-11-2020 18:12

2020.11.11 墨尔本大风而后雨

《纸年轮》一九一零年代甲辑
1919年《短篇小说》

当年美国《展望杂志》推选全世界“百名闻人”，胡适当选。他去看当选理由，读到责己照片下面的一段颂词，不禁失笑。原来，当选理由是“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
胡适说，这样一项荣誉，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得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但是胡适承认，他是一个被迫走上对中国语文进行激进改革的人，主张用活的通俗语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为教学工具和文学媒介，并身体力行，为此做出具体尝试。

1919年出版的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或可作为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
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其余是白话。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
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无力做出示范，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后一课》
莫泊桑的《梅吕哀》、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论文来作解说。

按：
在书屋曾和欧阳君讨论过语言使用习惯的问题。胡适当年力主白话文改革，扭转文言使用的惯性，激进无可厚非乃至被迫必须如此。近年读吴兴华，对其所实践的经由文言缓慢走向白话的语言探索深有同感。我想胡适先生如不是处于被迫的历史节点，也会同意这样的渐进改革之路吧。

作者: 春浅 时间: 11-11-2020 19:57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13-11-2020 08:27 编辑

   2020.11.11

《纸声远》  上篇
《潘光旦：“志于教读并将老于教读”》
（《潘光旦日记》  潘乃穆、潘乃和编  群言出版社  2014年12月第1版）

捧读先生日记，想看到他对未来社会的寄托。
临近终卷，有1965年12月13日记述的“四清”运动见闻。潘先生说：“‘四清’而至于街道之每一户，工作真深入腠理及各个细胞矣，从此，将见风移俗易，蔚成崭新之人我关系，为未来之共产主义社会打些初步基础，千里中之跬步，始于此矣。”
切近理解潘先生这段文字，由此扩展到同辈学者这类文字，体察其中心情，追索心情来处，是懂得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状态的大课题，绕不过去。可惜，史料虽丰，研究甚少。

最早一篇，写于1937年9月16日，记录下卢沟桥事变后其亲历之乱象。
9月26日，潘先生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刚到车站，便在托运行李时目睹了同胞自乱——“员司有意留难，借此敲诈，旅客不从后门入贿，彼即不由前门出票。”另有“脚夫亦乘机聚敛”，不一而足。
潘先生望天长叹——“国难至此，尚有人如此趁火打劫，真可谓别有心肝。中国若亡，必亡于此等所在，而不亡于武力之不如人。”

1949年10月6日，他写日记说：“新政府成立，索人甚亟，同座试各言其志，至余，余谓志于教读并将老于教读矣，它则力有未逮。”
置身事外，故能冷眼旁观，于政治风云中身心皆定，实录本末。

按：
大学时读到潘先生，印象较深的一句话大约是：青年人实不宜参加任何党派。这也是我从那时起就秉持的理念之一。
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位“志于教读”的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在“四清”运动中写下希望的先生，却在不到两年之后，在文革中因病不能治疗，死于学生费孝通怀中。

作者: 春浅 时间: 12-11-2020 21:50

2020.11.12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左舜生：“不赞成则作堂堂正正之反对”》
（《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1版
   《左舜生先生晚年演论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年5月第1版）

从政治理念讲，左舜生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学说，一度与国民党合作密切。但出于正义感，他对共产党肯做客观评价。
1945年夏，为尽力促成国共和谈，左舜生和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褚福成、冷御秋等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会见中共高层领导。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写了《延安归来》，左舜生也发表了公考言论。他说——
“我回到重庆以后，曾经把我五天在延安的一切见见闻闻都向朋友们谈了，我尤其强调两点：第一，他们军人的素质要比文人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第二，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也是当时当地中共所表现的事实。就到今天，我也还是相信：军人万能，不仅不会有所谓自由民主，压根儿也不会有所谓政治；从事党、政工作的人员，如果不能结束奢侈和浪漫的生活，中国更不会有实现清明政治的可能。”
这段话是说给共产党人听的，也是说给国民党人听的。

按：
那段话，是说给执政党听的。

作者: 春浅 时间: 13-11-2020 16:08

2020.11.13 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李方桂的语言天才》

作为一位语言学家，李方桂一生学了多少种语言，未见到完全统计。从《李方桂先生口述历史》可知，他读中学时学了英语，读清华大学时学了拉丁语和德语。读密执安大学时，由英语、法语扩展到整个日耳曼族语言......
李方桂特意强调：“在那些年代——1924年......语言学并不是今天的语言学......选择了那个领域，我的学习就是研读不同语言的各种经典作品。”

1983年，李方桂再次回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他和夫人回到了他们早年生活的大甜水井胡同旧居。从照片上看，空旷的院落里，李方桂和夫人一前一后，表情复杂，惊愕、失落、无奈，甚至有几丝仓皇......他们背后，房檐下悬挂着“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大字标语，“文革”遗绪未尽。那正是北京城开始大肆拆除四合院和胡同的时日。

按：
1949年时，李方桂本想回国，因时局动荡滞留于美，直至1978年方回国访友。想当年，如李方桂一样无法归国的学者何其不幸，今日回顾，又为他们的不归感到万分幸运。

作者: 春浅 时间: 14-11-2020 18:11

2020.11.14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0年《亚里斯多德》

张君励把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作为“第一丰富之矿穴”，表示自己若无缘接触这座富矿，连学业上的少许进步都不可能。张东荪则认为，有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世间才有了伦理学这门学问。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又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古希腊三贤一传再传，对道德、伦理问题的钟情始终如一。传承当中，苏格拉底精短、智慧、不拘一格的对话，一变而为柏拉图大段、敏锐、正襟危坐的对话，再变而成亚里士多德长篇、谨严、条分缕析的著述，学问慢慢成了系统，有了格局，却渐渐少了活泼，失了天趣。

按：
“我知道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

作者: 春浅 时间: 14-11-2020 21:21

2020.11.14

《纸声远》上篇
《浦江清：“恐仍须西去”》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浦江清著三联书店 1999年11月第1版）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分上下篇，《西行日记》隔在中间，构成一位名教授“南渡北归”史。这段个人史的背景，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维系民族文化命脉的非凡经历。

如今，上海到昆明的高铁路程，不过半天时间。当年，浦江清为了回西南联大续约、就职，在病情、险情、匪情、燹情中，以文弱之躯体，涉千山万水，历千辛万苦，千方百计，走了将近半年。

家有叮咛，途有接济，己有夙愿，人有襄助，同仁感召，学子期待，国难方殷，其心益韧。浦江清终于完成西行，重返西南联大讲坛。

按：
当年，如浦江清一样，辗转奔赴西南联大的学者，学生，留下多少故事呢？记得有个吴姓学生全程写了日记。闻一多，曾昭抡几个教授带队步行。虽在危难烽火中，却使后来者读来听来皆热血沸腾。高中时代最喜欢的现代诗是穆旦的《赞美》：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作者: 春浅 时间: 15-11-2020 09:11

2020.11.15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胡适：“时时要替别人想想”》
（《胡适家书》  金城出版社  2013年8月第1版）

1929年，胡适长子胡祖望十岁，将离家求学，远赴苏州。胡适觉得这是儿子独立做人的第一站，写信嘱咐说：“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能不想想怎么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来......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假使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能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能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与人相处，巨细百端，胡适独挑出“替别人想想”作交代，应是护根办法。一个孩子，从十岁上就能学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自然不用为他的人品及是否合群担忧。

按：
推己及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时见今日社会现象，“啃老族”，“巨婴族”，不一而足。即便社交媒体中，与人争论毫无底线、逞一语之快者何以计数？较之十岁小儿竟不如也。

作者: 春浅 时间: 15-11-2020 10:08

2020.11.15 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葛传椝：为原版牛津英语词典挑错》

当年，英格兰人H.W.Fowler(1858——1933)主编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King's English）传到中国大陆，葛传椝细读之下，挑出了其中几十处错误。他致信H.W.Fowler，逐一指出。

葛传椝是电报局和印书馆学徒出身，全凭自学，居然学到能为牛津英语词典作者挑错的境界，实在难能可贵。

“文革”中造反派掌权时，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学校，管理和改造知识分子。他们要掌握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动向”，就千方百计诱导葛传椝和他的同事们提出问题。葛传椝实在受不了工宣队员“钓鱼”性质的语言骚扰，终于提出了典型的葛氏问题——“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一语既出，众人开心。

葛传椝先生1992年去世。这么有趣的人曾经很多，走一个少一个，如今难得一闻了。

按：
自学成才甚至成为名家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似有不少，能想起来的如钱穆、梁漱溟、沈从文、金克木、华罗庚。当代名人中自学英语有成的，记得的一个是，香港黎智英。

作者: 春浅 时间: 16-11-2020 20:06

2020.11.16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1年《清代学术概论》

按：
参考前述《晴耕雨读》中《梁启超痛责学界》，大多相同，不再赘述。

作者: 春浅 时间: 16-11-2020 21:41

2020.11.16

《纸声远》上篇
《徐铸成：“今后不写日记矣”》
（《徐铸成日记》徐铸成著，徐时霖整理三联书店 2013年5月第1版）

一篇日记，容量伸缩天地极大。可记一日行思，可录一年要略，可见一生转折。徐铸成先生的1947年元旦日记，属于后者。
这天，徐先生写道：“目前我是在领导一个事业的创造，《文汇报》，无疑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她是唯一的民间报，过去一年来，曾遭受很大的困难，但在国内外，特别在文化阶层已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她还没有坚强巩固，我的责任很大。去年一年中，国家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争民主的斗争，内战打了一年，民生已濒绝境。我在这一年中，由彷徨而趋于凝定。退出《大公报》，主持《文汇报》，这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在个人说，这事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国家说，需要这个民间报坚韧努力，守住岗位，发挥其威力。”
他把这天日记作为“今后数十年日记之开始”，更“希望民国三十六年为我新生命之开始”。

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国，第三方面的力量是存在的，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之外政治力量的联合存在。
1947年10月末，国民政府强令民盟总部解散，导致第三方面、第三条路线失却存在条件。本来站在国共之间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政治集团，宣布放弃中间路线，和中共合作，反对独裁统治。

1966年，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年份。徐先生的当年日记，始于1月18日，终于8月17日。除了少数几天空白，基本贯穿下来。
期间，正是“文革”酝酿、决策、点火、发动初期。
6月22日晚，徐先生闻讯，和他同住枕流公寓的吴朴畏惧“文革”而自杀。8月2日晨，也住枕流公寓的叶以群跳楼自杀，且被说是“顽抗可耻行为”。
当天日记最后一句，徐先生沉痛写道：“今后不写日记矣。”

按：
日记开始及结束之对比，令人唏嘘。吴朴，西泠印社成员。叶以群，曾任左联组织部长。

作者: 春浅 时间: 17-11-2020 22:23

2020.11.17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雷震：“希望我的孩子多多读书”》
（《雷震家书》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  2003年9月第1版）

1949年初，上海。储安平创办的《观察》杂志被封门不久，雷震与胡适、王世杰、傅斯年等聚议一堂，拟创办《自由中国》，倡导自由民主，挽救世道人心。此举正赶上时局巨变，是年十月，创刊地点由上海改到台湾，雷震为社长，胡适挂名“发行人”，创刊号当月出版。

其时，蒋介石反思国民党败绩，宣示政治改革决心，正需媒体跟进，《自由中国》遂得台湾地区领导层鼓励。其后，该刊及雷震命运急转直下，先是因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触怒当局，更因主张宪政民主、批评“党化教育”和威权统治而遭受全面打压，最终因挑战当局主导政策、筹组反对党而引发“雷案”，被蒋介石抓下大狱，一关十年。

家人，日日牵挂；书籍，时时阅读；经历，刻刻回忆——据说，《雷震回忆录》手稿有四百万字，可谓十年锥心，正果终成。

1970年7月，雷震即将出狱，重获自由。一日，狱方约他到办公室谈话，同时派人搜查他的房间，将其回忆录文稿全部搜走。1988年，台湾政坛有平反风潮，雷家即成立雷案平反后援会。有人追寻《雷震回忆录》手稿，却被当局告知“军方焚毁”，留下滔天之谜。

按：
近年看聂华苓纪录片，对以前从《读者》之类杂志上读到的雷震有了更深刻的印象。《自由中国》参与之学者作者之众，可谓惊人。我书房中有其书的就有：胡适，傅斯年，周策纵，唐德刚，林海音，夏济安，梁实秋，琦君，余光中。

作者: 春浅 时间: 18-11-2020 21:26

2020.11.18 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第一人》

一师风潮后，陈望道离开杭州，回到家乡义务，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此系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所约。该刊由国民党于1919年6月创办，有社会主义和改革倾向，主事者有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
陈望道在旧居院落一侧的一间柴屋中开始译事。据说他依据的有英文、日文两种版本。其中，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日文版由戴季陶提供，是他从日本买回。向戴季陶推荐陈望道的人，是邵力子。

按：
共产党成立之前，由国民党创办的刊物约稿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早年国共两党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作者: 春浅 时间: 19-11-2020 09:56

2020.11.19 墨尔本晴，花粉预报极高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2年《中国地理沿革图》

广西藤县苏甲荣曾求知北京大学，地理学兴趣浓厚，并被触动灵机，在历史地理领域躬耕不辍，终成正果。1922年出版的“洋装金字”版《中国地理沿革图》，即其代表性著述之一。
该书一大看点，是“上起禹贡下迄民国”的中国历史版图变迁，从禹贡九州到民国分道，刚好百图。图中穿插文字，并有时局介绍，格局观察，变局分析，大局判断，无不精心安排，以致内行评者有“十万卷之古史昭于此一卷精图”的赞语。

苏甲荣另有众多图著出版，如1926年《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图》，1930年《各国在华交通侵略图》，1931年《日本侵略我东北地图》，1937年《中华省市地方新图》，1940年《最新远东大地图》，等等。其中《中华省市地方新图》在第四图专设“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在东沙、西沙、南沙诸群岛都清楚注明“属中国”。

按：
大一时从图书馆借书最早的几本之一，便是《中国历史地图集》。苏氏这本1922年出版的著作竟是第一次知道，惭愧。

作者: 春浅 时间: 19-11-2020 17:10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26-11-2020 11:27 编辑

2020.11.19

《纸声远》上篇
《夏济安：“干脆死了这条心吧！”》
（《夏济安日记》夏济安著，夏志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7月第1版）

夏济安的日记，始于其大学读书时期。
夏济安对国事的关注，其日记多有记录。
1946年1月14日，他写日记说：“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国共双方下令停止冲突，一般人很乐观，我很悲观。......中国自己不争气，国事要叫美国来解决，美国情愿看见中国不战而被瓜分，不愿看见中国内战而得统一，我们亦没有法想。但是国共间的和平相处是不会长的，随时可以破裂，以后再打，共产党得休养生息之后，战争规模将比现在打下去要大得多。”
一介书生，关注国事，不难；作出判断，不易。作判断不一，判得高明、断得准确，尤其不易。

《夏济安日记》中，李彦很少出场，却是“两本日记的女主角”。
单相思的夏济安，为女主角神魂颠倒，却不敢表白，只能写进日记。
似乎，在一热一冷、一趋一避、一迎一拒的矛盾纠结中，他已找到一种不情愿又不得已、不爆发也不冷却、不够宁静也不太冲突的心理秩序。
1965年2月23日，夏济安去世，享年四十九岁。3月1日，夏志清带回的哥哥遗物中，有其写于1946年1月1日至9月29日的两本日记。
其中，3月3日日记页面上，贴有一张单子。填写者是李彦。
夏志清说：“济安把这张小纸贴在日记上，因为这是他仅有的李彦亲笔手迹。”

按：
今年的读书，对我而言影响最大的应是五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简体版是去年开始读的，繁体版历经波折，在墨城解禁5公里限制时取到。书信是日记的延续，从1947年，至1965年夏济安过世。日记中的两点是不变的，尤其是夏济安去美之前。对国事判断精准，对爱情一往情深，一介书生，读之令人感动。夏济安逃过了战乱和“运动”，选择治学一生，无论身在昆明、香港、台湾，是其理智之幸。却一直困于暗恋之中，用情深致，每每伤怀，最后因不能接受感情打击而突发脑溢血以致殒命，是其情感之悲。读其遗作，为其惋惜。这样的人，这世间是少有的。

作者: yearshappy 时间: 20-11-2020 10:09

赞, 稳扎稳打, 喜欢读

作者: yearshappy 时间: 20-11-2020 10:10
喜欢跟读

作者: 阿弥 时间: 22-11-2020 21:25
歪个楼，有个叫save children的组织有一个国际项目，好像是和书有关，我觉得民工学校的学生可能可以得到帮助。

作者: 春浅 时间: 22-11-2020 22:25

2020.11.22 墨尔本  阴而后雨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钱穆：“学问深浅一视为其德行”》
（《钱穆先生书信集》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为纪念新亚书院成立六十五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一本《钱穆先生书信集——为学、做人、亲情与师生情怀》

钱穆学生余英时为该书作序说：“我读了全稿，发现全书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我不曾见过的。我不但因此增添了不少关于钱先生和早期新亚的认识，更加深了我对于钱先生人格和精神的体会。”

彼时，钱穆制定新亚“学规”，第一条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钱穆历来如此，也要求学生能如此，期待师生互勉，成为新亚守则，形成新亚气象。他着意训练“经师”，更精心栽培“人师”，于治学路径处处引导，更于为人之道时时督责。两端之间，一旦不能“齐头并进”、“融通合一”，钱穆宁舍治学功名，谨守为人初衷。余英时记得清楚，“钱先生最早当面告诫我的，学术的创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按：
金庸写武侠，少林武功需佛法修为搭配方能有成。治学功名，如武功外在，为人初衷，如佛法修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许学术创新并不出色，但绝不会为了创新而抄袭、作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钱穆有关的师友文章，严耕望所写《治史三书》值得一看。

作者: 春浅 时间: 24-11-2020 22:25

2020.11.24 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张恨水：何止“鸳鸯蝴蝶派”》

张恨水天生属于书的世界。他很早就开始阅读，且嗜读，十岁上下已积累好几箱子的书，十二岁就写武侠小说，十三岁能依平仄作诗。他早年求学时悬梁刺股，成年后也手不释卷，即便在战时躲警报也会带本书。出于对韵文学的喜爱，他积年累月细心体会，深得要领，顺手就来。据其女儿回忆：“《金粉世家》《春明外史》，诗词颇多，都不是先填好诗词，再编写小说，而是每天或几百字或几千字照旧写下去，轮到写诗，就做一首诗，轮到填词，他就填一阕词进去，百万字的小说，一气呵成。”

每到秋初，张恨水都会督导儿女们晒书。在其指挥下，地面铺上席子、帘子、木板，书被一摞摞抱出，平铺其上，阳光满天书满院。如果有比较好的文化环境与身体条件，这些书中的丰富素材本可以支撑他写出多年研究心得与发现，让读者看到另一个张恨水。遗憾的是，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他的身体也不好，专著没能如愿完成。言及此，张恨水自我解嘲说：“我注意研究的东西没有什么结果，写小说反而为人所知。”

按：
“阳关满天书满院”，想想以前的读书人，这样的场景是美好的。然而书中有美好，现实也许却很糟。被淹没的何止另一个张恨水呢？！

作者: 春浅 时间: 25-11-2020 18:50

2020.11.25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3年《中国关税问题》

《马寅初传》书末附有“马寅初主要论著”，所列著述几乎全是经济学专著。《中国关税问题》是其早期著作。

作为经济学外行，读该书难免隔膜，但有些常识层面的问题尚能看懂。例如，说到“吾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之缺点”，马寅初认为：物类繁多，物价不同，税则表之区别，自然是越细越好。日本国的税则表上，大类为六百四十七种，小类为一千五百五十七种。美国比日本还要细。但是我国的税则表粗疏至极，咸丰八年所制订的税则分类，大类为十三种，小类为一百七十五种。到马寅初写作该书时，虽已改为大类十七种，小类六百八十九种，但还是粗疏得很。

如纸张一项，每年进口的种类很多，价格不一，本应独立分为一种，却在税则上归于颜料漆胶之类。又如机器一项，当时我国使用机器多从外国进口，种类不下数十，也有理由单独分为一种，却被归入钢铁铅锡类中纳税。

这种税则，按说该改，可是改起来却十分困难。为此马寅初设专章谈“修改税则之困难”，并提出“时时修改税则之理由”，更从国情出发提示“从价税在中国，不如从量税之重要”。鉴于从量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马寅初的远见让人钦佩。

按：
知道马寅初是因为《新人口论》，却从未读过其经济学专著，更不知其经济思想为何。时过境迁，中国入世至今近二十年。《纸年轮》在2011年出版时，书中说我国仍是从价税为主，不知为何也。

作者: 春浅 时间: 26-11-2020 21:53

2020.11.26

《纸声远》上篇
《刘晋：用人家当手纸的纸订成日记本》
（《刘晋文集.日记摘抄》刘晋著华夏文化出版集团 2012年7月第1版）

抗战期间，我国东部、华北等地区许多大学迁移到西部后方，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了云南昆明，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同济大学迁到了四川宜宾，燕京大学迁到了四川成都，等等。
当时，和这些大学同时迁校的，还有大批中等学校，也处于流亡状态。其过程之艰辛、场面之壮观、意味之深长，不在大学之下。
为多多保留读书种子，安置这些学校的师生，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导（有些属于直接接收），先后建立了三十四所国立中学。这同样是我们保留民族文化薪火的壮举，可惜知道当年国立中学之事的人就不是那么多了。这方面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也不多见。
国立六中是当年较早建成的十二所国立中学之一，据说也是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所，有很多故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家国命运。

刘晋当过这所中学的“青流社”社长、进步学生自治会会长。他是山东烟台人。1942年日军侵占烟台时，刘晋17岁，他不愿当亡国奴，还想抗日，便走上漫长、艰辛的流亡之路。
由山东而安徽，由安徽而河南，刘晋进入叶县的国立第一战时中学，并跟随学校继续流亡，身历“水、旱、蝗、汤”，在流徙途中求知、读书不辍。后来，其所在学校要解散，他和四十多位同学一道再寻出路。他们“身背行李，脚踏草鞋，爬过伏牛山最高峰‘界岭’，走尽汉水，过大巴山、秦岭到达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仅剩六人”。
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到毛边纸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共写了六年的“流亡日记”。

按：
读王鼎钧回忆录《关山夺路》时才了解到战时流亡学生的境遇。战乱之际，人如蝼蚁，青年学生被迫离家，独立生活，快速长大成人。有时会想，我们都是战争幸存者的后代。

作者: 春浅 时间: 27-11-2020 10:05

2020.11.27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杨联陞：“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信札》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年3月第1版）

20世纪40年代，胡适先生卸任驻美大使，回归学界，在哈佛结识了一些后辈学子，尤为器重杨联陞、周一良等人，打算适时请他们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其中，杨联陞更是与胡适交往日久，相知日深，留有大量“论学谈诗”的书信。

有研究者说：“杨和胡的交情则更比其他青年学人为深厚。这不仅因为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兴味也最为接近......尤其是都爱写诗。”
到1944年，胡适已打定主意延请杨联陞、周一良到北大教书。这年6月29日，胡适日记有言：“喜见新黄到嫩丝，悬知浓绿傍堤垂。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戏改杨联陞的《柳》诗却寄杨君及周一良君（我上周去信，约杨、周两君去北大教书，他们都有宿约，不能即来）。”
同年年底，杨联陞曾陪同胡适下乡，买回一位老传教士留下的一批中国旧书。大概是返途中，杨联陞写诗说：“才开寿宴迎佳客，又冒新寒到草庐。积习先生除未尽，殷勤异域访遗书。”

按：
《莲生书简》中与胡适之信十通，与钱穆信三十通。与胡所谈常提到《水经注》，与钱则学术，生活多方皆有。异域访书情形可喜，当借鉴之。

作者: 春浅 时间: 28-11-2020 22:56

2020.11.28 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储安平：慢慢实现理想》

民盟前辈储安平曾在英国名校作研究，师出名门，视阔思深，又富有文采，按说具备写大部头学术著作的能力。这一点，从其所著《英国和印度》一书便能看出。
但他赶上了一段动荡不已的历史，更因性情直，骨头硬，见解犀利，仗义执言，总在政治风口上，没有更多时间静心著述。以其学养之厚，才情之盛，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

他写书，也编刊，最有名的当然是当年一纸风行的《观察》杂志。
这份杂志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发刊词说：“我们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别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这样的办刊立场，出自储安平向往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
他对朋友说：“我是一个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地实现理想。”
其实，若以办刊说，他的理想实现得并不算慢。从初创时每期发行几千份，到突破十万份，仅用了两年时间。真正慢下来，是后来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要借助办刊去实现的远大理想，确实快不起来。这一点，最迟在1957年，他已经充分体会到了。

按：
文末说得不算委婉，1957年正是“反右运动”爆发之时，而储安平即其中一个中央级“大右派”。前些时和友人聊天，说到左右的问题，朋友说：凡不是左的，便都是右的。换言之，凡不同意我的，都是敌人。

作者: 春浅 时间: 29-11-2020 18:16
2020.11.29 墨尔本雨后天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4年《汉书艺文志讲疏》

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据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
后来见过一句话，“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在1924年的出版物中，碰上的第一本就是《汉书艺文志讲疏》，是东吴大学的“东南大学丛书”的一种。
尚未翻过开卷之页，就被该书流传过程中留驻于该页的印记吸引。书名及班固、颜师古名下，是一枚“徐氏”藏书章，阳文篆刻，古雅、工整。书眉上的批注更是耐看，毛笔书写，蝇头小楷，馆阁体中略带行草，疏密有致，功力内敛，每字皆小于书上的正文铅字。
这么漂亮的批注，不时现于书页之眉，跳荡闪烁。一时间，对我这等既无慧根、又少定力的人，吸引力大过了书的正文。细察全书，眉批有八十余处。一一读过，感觉这位读者不仅字好，学问也好。眉批间有注疏，有评点，有考索，有订正，有校雠......等于扩展了该书的内容。能跟在这样一位学养深厚的读者之后，待这本书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

按：
目录学的书我几乎没有读过，读书随性，不求甚解，譬如饮食，虽不挑食，然偏爱者总会在习惯里重复。存书渐多之后，对各书之分类梳理便成为一个问题。这时开始想要读一读目录学之类的书了，书房目下有《艺文丛刊》、《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中叶德辉书两种，明年读书该列个计划读过才是。

作者: 春浅 时间: 30-11-2020 21:25

2020.11.30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上篇
《顾圣婴：她的水晶般的纯粹》
（《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  顾圣婴著，曹利群编  漓江出版社  2017年7月第1版）

看《缺失的档案：顾圣婴读本》封面，想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都是铅块般沉重的颜色。两书的主角都属于不世出的天才，都死于“文革”迫害。
陈先生名满天下之后，还有二十年可赞可叹。顾圣婴生命全程未满三十年。
陈先生故于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顾圣婴死于自我了断。
陈先生去后，有家人奔丧。顾圣婴和母亲、弟弟同时同室告别世界。
陈先生故去，主流媒体稍后发有讣告。顾圣婴和家人自杀的消息被严密控制。
陈先生有浩瀚著述存世。顾圣婴日记、书信、演出手记合集出版，半册稍多。
阅读陈、顾，无法不感沉痛，顾圣婴尤让人怜。

1953年4月，上海交响乐团举办莫扎特作品音乐会。前半场演奏《费加罗的婚礼》和《第三十九交响曲》，后半场是《d小调钢琴协奏曲》。担任全场钢琴独奏的，就是十六岁的顾圣婴。
1954年高中毕业即加入上海交响乐团，任钢琴独奏演员；1955年就举办了首场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钢琴比赛金奖；1958年获第十四届瑞士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一位刚满二十岁的中国女性，搅动了国际乐坛风云。
1964年5月5日，在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大厅，顾圣婴如期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第一轮赛事。
5月5日，顾圣婴的日记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说，我成功了，那是全国人民的成就，是同志们的成就，而绝不是我个人的。”

两年后，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天安门前频现“红海洋”。顾圣婴日记中的“全国人民”和“同志们”，都被时代大潮卷入，或全情投身，或身不由己，盖不能免。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部门自然首当其冲。大潮一角的上海交响乐团，琴声不再，呐喊鼎沸。1967年1月31日，“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乐团全体人员的面，揪住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领袖像前‘请罪’。一个‘壮汉’上去打她耳光，有人把痰盂扣在她头上”。
几十年后，记下这一历史瞬间的曹利群先生说：“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的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半点纤尘的。”

按：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句话记得清楚：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作者: snapdragon 时间: 1-12-2020 13:31

春浅发表于 29-11-2020 18:16
2020.11.29 墨尔本雨后天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同感，“对我这等既无慧根、又少定力的人，吸引力大过了书的正文。”，读浅妹纸读书笔记，也是读按的吸引力有时候大过了正文。

作者: snapdragon 时间: 1-12-2020 13:36

春浅发表于 30-11-2020 21:25
2020.11.30 墨尔本晴

《纸声远》上篇

是的，“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自以为善良后发现其实是幼稚与傻气，便不再想冒傻气；以手写心的文被打回重后，便不想再写心；
这大概就是所谓教育的悲哀所在。

水晶般的纯粹，一旦染了纤尘。便宁肯水晶碎…… 时代之殇！！

作者: 春浅 时间: 1-12-2020 22:19
2020.12.1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严耕望：抄写的卡片数量以十万计》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  中华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严耕望从1946年开始留意“唐代人文地理”的题目，广泛搜集史料，打算从地理角度研究隋唐五代人文发展情况。到1955年初，以长期积累的丰厚文献为基础，经细密考订，严耕望撰写出《唐仆尚丞郎表》书稿，深得其恩师钱穆称许。
   据说这是中央研究院迁至台湾后出版的第一部较大的学术论著。
依惯例，该所将这部著作分赠有关文史学者。当时胡适在美国，也得赠一部。
两个月后，胡适就赠书写信给严耕望。信中除表示“佩服你的工力的详细谨慎”外，还提供自己留意到的史料线索，如“宋鼎作《能大师碑》”之事的真伪及其依据，供严耕望作参考。

一日，胡适纽约寓所，严耕望到访。进门之前，向例是门铃通话。胡适听到严耕望的故乡口音，喜告夫人：“客人还是同乡呢！”严耕望进胡宅后，“见客堂、书房所有桌椅茶几上，到处横竖摆满了图书，且很多是翻开的。胡适兴高采烈地与耕望大谈禅宗史事，几达三小时之久”。两人都充分体验了“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

按：
史学入门书中，严耕望《治史三书》得到许多人推许为金针度人之作。我读之后，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严先生谦虚地说自己是中人资质，只是尽量把时间利用起来，肯下苦功而已。“有朋自远方来”的情形，我在墨尔本也有过两回，一晃又数年过去了。不知何时有好友再来访呢？!

作者: 春浅 时间: 2-12-2020 10:26

2020.12.2 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叶君健：改造“红宝书”》

一位编辑朋友，付出七八年心血，成就了《叶君健全集》（20卷本）的编辑出版。按说这是我国译界一件盛事，值得大说一番，叶家却避开世俗热闹，邀些亲朋友好到家里，傍晚餐叙之间，就算是新书出版发布会了。
《叶君健全集》平摊在叶家客厅南窗下一张条案上，朴素，清新，是当晚的目光和话题焦点。焦点之外，靠着北墙有一排旧书架，里边多是老版外文书，凝重，古老。
全集旁边，放着一本很小的红书。经主人介绍，始知那是叶先生在逆境、险境中学习外文的“文革”遗物。
当时，叶君健在外文局主持《中国文学》，用英、法两种文字定期出版，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创作成果。世道再乱，这种事也还得保证。所以，叶先生既要接受批斗，又要坚持工作。每天完成编辑工作后，就被关进一间屋子里接受监督。那时只准读《毛泽东选集》和“红宝书”。在接受监督的情况下，他通读了外文局出版的很多语种的毛泽东著作和小红书，并找到一个继续学习外语的办法。
一本128开的世界语《毛泽东语录》，被叶先生暗度陈仓。他取下封套，放进去一个同样大小的生词本。打开后，左页抄录生疏的外文单词，右页写那些单词的英文注解。一页一页，字迹工整清秀，字母小到不能再小，逐页写满。可见叶先生乱中有定，认真如常。那样荒唐的年代里，如此改造“红宝书”，有极大风险，却也使叶先生的外语学习多了一层自我保护。负责监督的人进屋查看时，总是看见他手捧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在低头思过，便放心而去。叶先生也就能继续熟悉那些外文单词。

按：
叶先生以40年之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名闻于世，1989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其丹麦国旗勋章，感谢他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中国......为能继续学习外语，在和平年代却像战争年代那样冒险，总有一些内心的光芒无法遮蔽，我们也借此温暖自己。

作者: 春浅 时间: 3-12-2020 09:34

2020.12.3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5年《史推拉》

这本标着“世界文学名著”的书，是个剧本，作者是歌德。
译者汤元吉先生大概看过歌德文集，说“他文集中有不少忏悔之作”，主要源自其“一生多恋”。《史推拉》便是其忏悔作品之一。汤先生说，读这个剧本的时候，“觉得文章的美婉流丽，情节的哀婉悱恻，真不愧为世界文坛上帝一流作家的手笔”。他虽觉得自己译笔“不足方其万一”，却无妨传递其剧本精神，所以热心介绍到国内来。
该剧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初版。1933年底，出“国难后第一版”。译者说，1927年3月4日，该剧曾在北京国立艺专初演。同年5月28日，公演于清华大学。1931年5月，又在杭州民众俱乐部公演。在这次公演中演史推拉的刘梦莹，即1932年轰动一时的陶刘惨案主角之一。

按：
《史推拉》是个悲剧，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爱情纠葛。一边是妻子女儿，一边是情人，古今中外似曾相识的故事。“陶刘惨案”也是悲剧，却真实得很不真实。潘光旦先生当年直指惨案的发生有性教育落后之因，而惨案发生后心理专家匮乏。百年之后，我们的社会有多少进步呢？这几日的热闹是“弦子状告朱军”案，道德式批判的媒体依然吸引着旁观香艳的众人。

作者: 春浅 时间: 3-12-2020 12:00

2020.12.3  晴

《纸声远》  下篇
《梭罗：“哪儿去寻找更文雅的社会？”》
（《梭罗日记》  梭罗著，朱子仪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

梭罗写下的日记，据说有14卷。手边这本薄薄的《梭罗日记》，12万字。译者说，“只是梭罗日记的一小部分”。
感谢译者善意提示，无奈无力见微知著。想多读点梭罗，只有另找。
找到的是上下卷《梭罗集》，共1263页，近90万字，不算“小”了。
更重要的是，开卷之作《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虽不标“日记”，却是标准的日记体，从周一到周日，备述见闻，不妨作日记读。

梭罗用日记体文字写书，来自他对日记价值的看重。
1841年1月29日，他写日记说：“世事奇妙难解，最奇妙难解的，莫过于写日记了。它无法预料，它的好不见得好，它的坏未必就坏。假如我使出浑身解数，把内心的奇珍异宝加以曝光，我的柜台似乎堆满了难以入目的家庭琐细。可是，经年累月，这堆杂乱无章的琐细，会有新的价值：从中我也许会发现印度的财富，陆地上运来的中国珍品；或许，看上去干瘪的苹果或番瓜，竟然是一串串巴西钻石，或科罗蒙代尔珍珠。”
十天后，2月8日，梭罗又写——
“我的日记记载着那部分我。那部分我要是不写下来，就会逝者如斯，了无踪迹；那部分我是田野的落穗，是我的收获。我不必为日记而生，可是在日记里我为众神而活。众神是我的通信人，我每天都给他们送去这些邮资付讫的稿件。我是他们账房的职员，一到晚上，我就从流水账总总帐本上转帐目......”
目力所及的梭罗文字，大部分是野外记述，松树墩、萤火虫、麝鼠、鲑鱼、瀑布、冷杉、湍流、独木舟......清风拂面，诗意纵横。这段文字则给人室内感，平实、内敛的语言中，有灯，有人，有动作，有灯影。

按：
梭罗以《瓦尔登湖》闻名于世，影响广泛，我的一个朋友因热爱这本书而全文诵读录音，其心可感。我也时常引用他的名句，追踪着我丢失的栗色马。

作者: 春浅 时间: 4-12-2020 10:36

2020.12.4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殷海光：“长一双翅膀来芝大求学呵”》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12月第1版）

台湾台北，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九号，是台大教授殷海光曾经的住址。从这里发出过很多写给同行、朋友、学生的信，留下了一批值得珍视的现代学术史料。
殷海光是个好老师。他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
这句话背后，是一位知名学者几十年亲历中国社会巨变的观察、研读和思考心得。其观察视野是全球性的，其研读范围是中西兼顾的，其思考脉络是古今贯通的。说出此话，他底气十足。
对得意门生林毓生，殷海光说得更具体。他期待学生成为学界栋梁，在信中对林说：可以为你提供两项帮助，一是确定学术标准，二是治学方向。
殷海光要求林毓生一年内把英文“弄好”，标准是“顺畅阅读西方第一流学术著作而不觉吃力”。
林毓生此前对英文下过一番苦功，故能接得上殷海光的指导，日后更因这点功夫而寻得通向哈耶克教席的路径，登堂入室，如入宝山。

1968年5月9日，殷海光写信给林毓生说：“西方文明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艺复兴’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织人’、‘工业人’、‘经纪人’，纷纷出笼......大部分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员......现代人大都忙着赚钱，有空就看妖魔鬼怪现形的电视，耳朵也给radio随时统治......”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给林毓生的信中感慨：“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

按：
殷海光弟子中有名者除林毓生之外，还有李敖，陈鼓应。其与胡适、雷震所办《自由中国》杂志，参前述雷震篇，对台湾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本文中所引末两信，至今读来仍有同感，可惜怀有这样想法践行的同道实在太少了。

作者: 春浅 时间: 5-12-2020 10:25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6-12-2020 20:22 编辑

2020.12.5 墨尔本阴而后雨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瞿同祖：只想再写一本好书》

瞿同祖（1910——2008），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嫡孙，知名社会学家，与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同窗，都是吴文藻的学生。瞿、费两人，论家世，皆望族；论出生，是同年；论求知，出同门；论学术，是同道；论著述，都有传世者......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费孝通大半生名满天下，瞿同祖多半生被冷落在历史中。即便他的寿数超过了费孝通，终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身份，其大名仍如出土文物，积着地下久藏的陈年老垢。
从他1941年和妻子儿女的一幅合影看，瞿同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自信乐观，家庭和美。那正是他开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时候。
罗隆基当时在西南联大兼课，见到瞿同祖，说自己教课的主要参考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若无此书，无法开课。瞿同祖却自觉年纪尚轻，才学不足，“二十多岁写不出好的书”。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瞿同祖因杨联陞推荐担任该中心研究员。
在哈佛工作期间，他于1962年写出其名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
写出好书，需要深湛的学术积累和思考，需要长年持续的连贯状态。瞿同祖在哥伦比亚和哈佛连续十年的工作经历，使他远离了1949年大陆的社会震荡和剧变，写出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好书。但是他总觉得，“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毕其一生都在国外工作”，而冷战中的中美两国相当敌对，无法直接从美国归国。为此，他于1962年离开哈佛，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1965年秋，瞿同祖辞去该校教职，绕道欧洲回国。他说：“55岁了，精力应该是正旺盛的时候，写到65岁应该说可以吧。”他想再写一本好书。
可惜的是，他对国内情况了解太少。回国以后的曲折经历和最终结果，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
先是乱世，后是病体，让归国四十多年的这位大师级学者像个隐士。
有后生问他怎么评价自己回国后这几十年，瞿同祖说了四个字——“虚度岁月”。

按：
1965年回国的曲折经历，相较于“49年入国军”，何者更悲情？有的人死于1937年，有的人死于1949年，有的人死于1966年......身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在现实中选择的道路却近于无知，在历史洪流中无数人皆微不足道，对每个个体而言，却是其大半生命之精神所寄托。

作者: 春浅 时间: 6-12-2020 21:18

2020.12.6 墨尔本阵雨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6年《古史辨》

《古史辨》的名气很大，早就听说，但没有见过，更没有读过，想当然以为是顾颉刚的著述。直到把书买到手，才知是论文集，顾先生外，论者还有胡适、钱玄同、丁文江、魏建功、容庚、王国维等，都是学界顶尖人物。这些人聚在一个话题下各抒己见，应该比一个人的论说更有意思，场面、内容也更可观。
顾颉刚是自幼读经长大，不像胡、丁那样受过系统的新式科学训练。同是疑古，胡适、丁文江有科学做基础，顾氏则多属事理、逻辑上的推论，觉得“上古茫昧无稽”。他显然意识到了科学进步对于疑古派立身的重要，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明确表示：“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为此，他甚至想再有五六年的时光去打好包括科学在内的学问根底，再去做研究，发议论。只是他因疑古文章暴得大名，已入闻达者流，身不由己了。

按：
我不是疑古派的信徒，却信奉怀疑是求学的应有的态度。“学则须疑”，“我思故我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为人为学，少有偶像，更一直不能欣赏“歌德派”。

作者: 春浅 时间: 7-12-2020 20:19

2020.12.7  墨尔本  雨

《纸声远》  下篇
《蒙田：“有多少为说而说的空话！”》
（《蒙田意大利之旅》  米歇尔·蒙田著，马振骋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年8月第1版）

蒙田日记流传是后来的事。他在世和过世（1592年）后很长时间，日记手稿少有人知。直到祖产易手，蒙田城堡转作一位伯爵的居所，仍蒙尘其中。
国王图书馆馆长盖隆接受出版委托，请到“撒丁国王御前考古学家、法国皇家碑铭古文艺学院外籍院士巴尔托利”，他欣然接受翻译蒙田交替使用古意大利语和法语所写日记原稿之事，使出版成为可能。

1580年，蒙田《随笔集》的前两卷在波尔多出版。他暂停了随笔写作，离开家人，告别蒙田城堡，开始了意大利之旅。
9月5日，蒙田一行从博蒙启程，向瑞士方向进发。初期行程中，其日记相当注重记录沿途宗教设施，如莫城的圣法隆修道院和圣司提反教堂、多尔芒的圣母寺、纳夫夏托的科尔得利教堂、勒米尔蒙的女修道院.......同时记录蒙田和神职人员的交往，包括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

为有更多机会体验民风民俗之美，蒙田“到哪里都让人家按照当地的习俗服务他，不论这有多么为难”。现场不是他的排场，而是他的课堂。他希望体察各处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体验能有效地激发他的思索和写作。
后来出版的蒙田《随笔集》第三卷中，他曾表白：“世上只要墨、纸犹存，我会沿着此路走下去......命运已将我的行动贬低到一文不值；我靠自己的思想记述。”
他优哉游哉的意大利之旅，持续了一年有半。

按：
从前慢。

作者: 春浅 时间: 8-12-2020 20:03

2020.12.8  墨尔本  阴雨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陈之藩：“把我的心地澄清”》
（《大学时代写给胡适的信》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1版）

1947年前后，陈之藩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校长。他们本不相识，只因陈之藩从广播里听到胡适关于《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听得动心，写信给胡适，诉说迷惘，提出质疑，胡适回信作答，鸿雁往返，两人结下文字佳缘。
陈之藩的迷惘，来自国家和社会乱象。他关心国运，只见“世变日亟，时局日紊”，却不见恢复正常秩序的治本希望。对比“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人家在苦闷中不自乱步伐，慢慢找办法。而中国在苦闷中，将不察病象，而乱找成药方了。我们独独吃了世界苦闷的果实。所以建设的能力不强，破坏的能力则特大；创造的能力不够，而渲染的能力则特强......破坏有余，建设不够，临终成了世纪苦闷典礼的牺牲”。
说起来，陈之藩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既是请教，也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自己抱着很高的期待去听《眼前文化的动向》，结果很失望。对胡适讲到的“民主自由是大潮流，赤潮是一个小回波”，陈之藩尤其不认同。他当晚就写信说：“这类比喻，不该出自胡先生之口。这类潮流啦，回波啦，只是一些政治口号，而且你说你是正流，他说他是正流......专爱骂人反动，只表示他们的粗暴与蛮横。”
从1947年陈之藩写信开始，到1962年胡适猝然而逝，十几年间沧桑巨变，他们的交往一直延续着。或写信，或晤谈，教学相长，交谊日深。陈之藩时常旅行，行囊简单，衣一套，鞋一双，“两个很重的箱子”却从不离身。箱子里装的全是他至为珍爱的朋友书信。旅途漫漫，这些信笺曾给他怎样的温暖和享受？

按：
时至今日，坚守社会主义的中国赤潮七十年主流，该是出乎胡适先生意外的吧。陈之藩随身带信的习惯，我也曾有，有些信翻看太多遍，直到折痕快要断开，字迹模糊。

作者: 欧阳京 时间: 9-12-2020 17:06
版主读的东西和我们就是不一样啊。跟着读读。

作者: 春浅 时间: 9-12-2020 22:39

2020.12.9 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千家驹：期待真话蔚然成风》

《千家驹史料珍藏图集》一书中，集纳了他和政、学、商、佛各界名流交往的信札、书画、著述、图片等，是其一生广交游、重友情的真实记录。其中，与“民盟之父”梁漱溟的交往是其政治生命归属、转折的重要一页。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曾有过影响广泛的“乡村建设”和“农村复兴”运动。最重要的角色有梁漱溟倡导的“乡村建设派”、晏阳初主导的“平民教育派”、高践四领衔的“教育学院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党部领导的“江宁试验县”等。
千家驹因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课题接触到这些人和事，对运动初衷和改良方式有不同看法。他把看法写成文章发表于《中国农村》《申报月刊》等处，与梁漱溟展开争论。梁漱溟则写信给千家驹说，这一问题不是笔墨所能说明白，要去南京和他当面讨论。

政权初建，国家鼓励和扶助私营工商业的态度明确，千家驹深知事情肯綮所在，尽快组织起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利为形成法治秩序准备基础条件。
四五亿人口的大国怎样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千家驹经历了新政权建立初期国家经济政策从冷静到发热、从清醒到盲目、从务实到虚夸、从尊重实际到脱离国情的变化，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大困难”的降临。
当时“左”倾思潮当道，千家驹登台发声，提出的“仅仅是经济学ABC的合理化建议”，却被当道者指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1988年春，他又一次登上全国政协大会讲坛，这次发言题目是《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他在半个小时的发言中直言不讳、纵横捭阖，说出了许多人心底的话。在现场听他发言的刘再复说，他的肺腑之言“震撼大会堂，全场为他热烈鼓掌三十一次，破了政协纪录”。
刘再复说自己亲眼看到了一位现代社会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分子。“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堂吉诃德长矛直指政府上层，大声呼吁要制止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之风，当他说了‘官风不正，民风才不正’‘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之后，会场真的‘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千家驹又一次在政协大会发出铮铮真言，又一次付出沉重代价。他后来写《从追求到幻灭》一书说：“以我在大陆的政治待遇来说......我身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盟副主席、广州大学名誉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我可以优游于林泉，独善其身，著书立说，安度我的晚年。但是，我有一颗赤诚的心，我热爱祖国......我决定暂时离国。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按：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作者: 春浅 时间: 9-12-2020 23:01

欧阳京发表于 9-12-2020 17:06
版主读的东西和我们就是不一样啊。跟着读读。

跟着张冠生读

我偏爱文学，杂书过眼，不求甚解。
不似欧阳君和行者对哲学和宗教的深入思考，向你们学习~

作者: 春浅 时间: 10-12-2020 11:11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12-12-2020 08:22 编辑

2020.12.10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7年《社会论》

以前只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买到这本《社会论》，见作者柯尔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查了点资料，始知“基尔特”是英文词guild的音译，是行会、同业公会的意思。
认同或信奉某种主义，是一种精神现象，应该与希望理解一些社会矛盾、消除一些社会问题有关。据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是看出了现代化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的问题（例如卓别林电影中曾表现的人被机器控制的现象），想促进政治与经济的分权分责，恢复人的政治、经济自由，重建工人群体的工作兴趣和社会自尊。
这样的主张，在《社会论》中被作者分列为十四章，详加讨论。作者表示，他在该书中一直想尽量说清楚的，就是人类社会自身是有生命的，一个接一个的变化过程延续着社会的生命。社会既不是一个机器，也不是一个机体，人类不能靠着自身的合力任意装配，但是社会也不能脱离人的意愿而自己生长。

这本书的译者是张东荪和吴献书。吴献书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东吴大学的“东吴元老”之一，也是该校名师，被三度受其教益的学生许国璋称为“通儒”，对学生作业，少作改动，详作批语，使学生得益既大且远。张东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学者、报人、教授、政论家、政治家等多种角色，曾为民社党、国社党领袖人物，当过民盟中央常委，勤于著译，人称“输入西洋哲学领域最广、影响最大的人”。
倾力于西方学术名著译介的同时，张东荪对国内政局也经常大声发言。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反对袁世凯违反法制，同时批评国民党有“乱党之罪”。他明白看出“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所以选了避免暴力斗争、主张渐进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译介引进。

按：
知道张东荪是在读《往事并不如烟》的时候，文中的印象，这是个硬骨头的书生。
张先生惊人之事有三，一是“北平和平解放”之功臣，其有记曰：“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 ；其二，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票选新政府主席，独他一人不选毛泽东；其三，“张东荪叛国案”，且文革后未获平反。

1960年其友史学家邓之诚过世，张有诗忆往：
深感清詩記我狂,夢回猶自對蒼茫。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
月明猶見舊山河,搔首何堪問逝波。我感微生君辱筆,人間熱淚已無多。
（此诗中有数句多被引用，初版则只有繁体）

作者: 春浅 时间: 11-12-2020 21:30

2020.12.11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下篇
《李希霍芬：“今天如此专心于研究中国”》
（《李希霍芬日记》（上下册）费迪南德·李希霍芬著，E·蒂森选编  李岩、王彦会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6月第1版）

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对中国作过七次地质考察。
当时中国有十八个行省，李希霍芬先后考察了十三个，沿途均写有日记。他的学生蒂森描述他写日记的状态，说“他一直不间断的，甚至可以说耗尽心血记录下来”，“包含了对整个中国的山脉、地理、经济地理、气候、人口、殖民情况和文化的介绍”。

1907年，《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在德国柏林由迪特里希·艾默尔（恩斯特·佛森）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根据该版本译出的汉语版。这两个版本之间，经历百多年时光，跨越两个世纪，这本旅行日记完成了从德国到中国的旅程。

1868年7月30日，李希霍芬最终下定决心——“对中华帝国进行一次地理考察”。这是他科学生涯中一个标志性事件。
李希霍芬于8月3日起航，9月4日抵达上海。当天的日记里，有描述，也有分析。他的眼光，他的知识储备，他的观察和判断，都超越了一般地理学家，而具有经济学、社会学内涵。例如这段文字——
“这座中国城市也因为欧洲的投机生意而扩大了，只是那些房子大部分都空着，并没有人租赁或是购买。不少投机商在1862年和1863年间作为富有的房东回到了欧洲，靠租金过起了日子，然后又不得不因为房产的贬值沮丧地回来了。现在生意不怎么好，不再有做大投机的机会了，更多的是些实在生意。”

1869年1月20日，李希霍芬顺着长江走到蕲州。当天日记的开始，完全进入其专业领域——“此处的石灰岩山看起来格外陡峭......荒野程度上几乎和蒂洛尔州（Tirol）和施蒂利亚州（Steiermark）境内的卡尔克阿尔卑斯山（Kalkalpen）一样。这里的石灰岩都是层状的，而且岩层都十分陡峭。”
一位世界知名的地理学家，对地质状态的敏感，系其科学家素质所致。李希霍芬同时观察这一环境中的人群生存状态，则是其人文情怀所引发。
他表示：“在这里我才真正见识到中国人是何等的勤劳。”
就在这样的山上，几乎每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地，即便只有几平方米，也都种着庄稼。每一块石灰岩平台，都被有效利用，作为保护庄稼的墙。石灰岩平台因风化而成的缺口，都被人工补好，如此形成层层梯田，成为原住民生息繁衍的主要食物来源。

按：
从他人的角度看中国，总能从平常里看出新鲜感来。一个外国人，在二十一世纪如此花费时间考察大半个中国，已是罕有，何况是十九世纪、皇朝仍在时。而国人的勤劳，不止于梯田，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飘洋过海定居的华人，房前屋后依然种菜成风。

作者: 春浅 时间: 12-12-2020 09:24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12-12-2020 09:44 编辑

2020.12.12  墨尔本  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冯友兰：“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
（《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冯友兰自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1版）

《三松堂全集》皇皇几十卷，猜想当有书信专卷可看。
粗翻之下，知收录书信无多，不够成卷，仅作“书信集”编入第十四卷。这么大一位学问家，留下书信之少，让人遗憾。
最早一封，是1919年写给《新潮》杂志社的，专谈“因明”，很专的佛教话题。同年里，冯友兰写《答陈嘉蔼》，续谈“因明”。举例的时候，说起民国初年；说起革命党、保皇党；说起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说起巴黎和会、白话文学......都和现实贴得很紧。这一点，或是出于他经世致用的治学初衷。
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后，他紧跟社会变化的心志表达得尤其醒目。
1949年10月5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说：“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他表示，要重写“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
10月13日，毛泽东回信给冯友兰，文字不多，劲道很足：“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信是写给一个人，话里话外说的或是一批人，即“这样的人”，指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大知识分子。后来正式开展起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大概就是要给一大批旧知识分子提供“实践”机会的。

张君励读过冯友兰《学习与认错》一文，便写了一封不打算寄出的信，对冯说：“书生所以自立，曰读书明理之余，灼然胸有所见，本其所自信者，著之于简册，垂之于天壤。即令立说有偏向者，亦不害为一家之言......足下将哲学作为一种智识一种技艺，而以之为资生之具，是与中国正统哲学茫乎未有所见也......足下昔之所为，不免欺于世......其自信信人者，又安在耶？”
冯友兰听到这一责问了么？他想起那句老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么？当年，乃至以后多年，冯友兰都无从正面回应张君励的问题。

按：
冯老的《中国哲学简史》是我读哲学的入门书，其语言通畅，论理明晰，确为佳作。爱屋及乌，从各处杂看了关于他的史事，却对他不能敬服。张君励之责问，我心中也有。不仅当时有，现在也仍有。不仅对他有，对“像他这样的人”都有。我的疑问有二：读书所为者，资生之具乎？智识所有、内心所修、笔下所言，品行能表现出几分呢？

作者: 春浅 时间: 13-12-2020 20:39

2020.12.13 墨尔本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洪业：“季世儒者”》

1919年巴黎和会协议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牵动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迁。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同仇敌忾，都觉得需要向美国公众游说，尽一份说明真相的责任，主张美国不加入国际联盟，并呼吁美国国会驳回巴黎和约。
洪业挺身而出，他说：“从1919年到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落选之间，我至少演说过一百次：扶轮社（Rotary Clubs）、同济会（Kiwanis Clubs）、缝纫妇女会（Ladies Sewing Circles），什么地方有人肯听，我就去讲......山东半岛上的中国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不应该把他们的命运交到日本人手中。”
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风声雨声中，洪业的读书心志更强而有力。
一件逸事足以证明洪业学力的强盛。早年他投考山东师范附中前，为备考，到济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读书、温课。当时馆内不准抄写，洪业带午饭泡了一整天，把《吕氏春秋》全书背了下来。

读书越多，越发觉得读得太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时，硕士论文题目是《<春秋左传>与其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按说，洪业自幼读经阅史，确实读了不少中国书，但他在哥大图书馆检索资料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那里的《四库全书总目》多达两百多册，仅从目录中就能判断，自己对很多关于《春秋》的著作闻所未闻。洪业发出感慨：“在学术的境界里，我完全没有资格做专家，既未登堂，更谈不上入室。我像个井底之蛙，突然间从他的小世界里被赶出来，面对浩瀚大洋，只能感叹不已。”
胡适曾表示“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出版《哈佛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按：
民国时期的学者们旧学有根底，新学开风气之先，学养深厚，大师辈出，坊间时而刮起民国热，有理所当然之处。谦逊好学的风范，则无论什么时代都是值得学习的。

作者: 春浅 时间: 14-12-2020 19:43

2020.12.14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8年《读书堂西征随笔》

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1928年初版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封面标有“清代文字狱案资料之一”。作者汪景祺，便是当时因文惹祸而被“枭示”，并连祸五服以内所有亲族。具体罪名，见该书收录雍正朱批原本影印手书，曰：“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1672-1726），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原名日祺，字无己，号星堂。雍正二年，汪氏游陕西，作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幕僚，写下《读书堂西征随笔》。
这部书多记时事见闻，偶及古史。汪氏在书的序文中说：“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手边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购于中国书店，扉页钤有“周一良所藏书”印章。另有一方，“毕竟是书生”。此话本是周先生自况，印于此处，不知是否也指汪景祺。
周先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堪称上乘。自幼生长于名门，读书得进燕京、清华，又经史语所和哈佛大学，一路名校和顶尖机构，且学兼中西，才华早露，钟情于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本有望成为一代史家。无奈身处世变之激，为求安稳，不能持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就没有把应有的学术研究做下去。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

按：
一部中国史，或者一部中国文学史，中间有过多少因文获罪的人事？
陈寅恪先生言犹在耳，对一位老师来说，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学生呢？

作者: 春浅 时间: 15-12-2020 22:41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15-12-2020 23:56 编辑

2020.12.15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下篇
《安娜：“不必担心他会爱上另一个什么人了”》
（《一八六七年日记》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著，谷兴亚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第1版）

1867年初，斯妮特金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改名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她21岁，他46岁。
他们的婚姻生活从躲债开始。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主众多。《俄国导报》预支给他一大笔稿费，条件是他再写一部长篇小说。写长篇，需要持续较久的单纯环境。蜜月刚过，他们夫妇便出了国门。
安娜的职业性速记修养，使她养成了自觉的记录意识。出家门前，她答应母亲，三个月后就会回家。途中会经常写家信，“把在国外见到的新鲜事以最详尽的方式讲给她听”。

安娜的日记从4月14日开始，顺着行程既定的路线，经柏林，访德累斯顿，游巴登、日内瓦，到佛罗伦萨，一路上，安娜注重记录非常事件，也留意记录寻常小事。日记文字成了他们那段生活的起居注。
小事如“沿着各式各样的楼梯，我们被带着看了一个又一个房间”；“费佳今天一早晨都在写信”；“我进了城，在一家商店买了一个新日记本”......
大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见屠格涅夫；写作《我和别林斯基的相识》；他的癫痫病在日内瓦的严重发作......
若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创作生活的过程，安娜这部日记几乎可以提供每一天的过程和细节。她在这一年记了54万字。

按：
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安娜就像个天使。他们相遇的故事，1981年被拍成了电影。

作者: 春浅 时间: 16-12-2020 11:44
2020.12.16  墨尔本  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宋云彬：“我心中有三扇门紧闭着”》
（《宋云彬文集》全五册  中华书局  2015年2月第1版）

按：此篇与《纸声远》及《晴耕雨读》中宋云彬篇多有重合，不再赘述。

作者: 春浅 时间: 16-12-2020 11:50

2020.12.16 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曾琦：“退而著书立说”》

按：参见《锦书来》曾琦篇。

作者: 春浅 时间: 16-12-2020 21:44

2020.12.16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二零年代乙辑
1929年《理想国》

柏拉图活了八十岁，前半生求学、游学、参与政治，后半生办学、讲学、培养学生。《理想国》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他的中年，正好是其半生的分界线上。
雅典贵族出身，师从苏格拉底，逐渐形成了柏拉图的贵族政治理想。为实践理想，他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活动失败当年，四十岁的柏拉图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他回到雅典，开设学园，从此开始讲学，直到去世。

《理想国》这部书，写于两千四百年前，被称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胡适当年留意中西文化差别，注意到“欧人长处在敢于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诸‘乌托邦’”。他开出一个书单：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穆尔的《乌托邦》、圣阿格斯丁的《上帝城》、康德的《论万物之终结》等，认为其中说的主要都是乌托邦。胡适对这种理想中的完美国家，表示“虽不能至，心向往焉”。
人类的这种心情，最迟在柏拉图写《理想国》时已经表达出来。在书中，他借助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描摹出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他已深知这个理想社会不可能实现，但还是要描绘出理想的政治蓝图。全书通过讨论财产、正义、节制、个人、国家、教育、艺术、善德、婚姻、哲学、政治、生活等话题，汇集成该书最重要的主题，即国家的正义。
苏格拉底提问：“是用堂堂正义，还是靠阴谋诡计来步步高升，安身立命，度过一生？”这个问题，发自古希腊，穿越两千多年，在东方世界一位中国当代诗人笔下激荡起回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天不变，道亦不变。理想国，仍在理想之中。

按：
“做人如果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作者: 春浅 时间: 17-12-2020 23:23

2020.12.17  墨尔本  雨

《纸声远》  下篇
《纪德：“做过壮丽旅行的人多么幸福”》
（《纪德日记》  纪德著，李玉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1888年5月15日，纪德写日记说：“多少事在我心中翻滚，但求凝结在纸上。”
他自觉“看书看得太多”，感受太多，联想太多，对“岁月带走的太多，送来的很少”心有不甘。他痛心于“一代人拆毁上一代人建筑的丰碑”，对未来感到恐惧。他感慨人类堕落得“想停都停不下来”......
他想写出自己的观感，求助于纸。
他又犹豫——“要用多大的笔力，才能描绘出心灵的这种荒芜？”
写，还是不写？他纠结不已。心力足够，笔力有吗？
1889年2月3日午夜，他“在铅笔和稿纸旁边睡着了”。

纪德要的是“凝结”，不是倾泻。
“绝不大肆铺陈，滥用修饰语，而是把描述部分压缩到最小限度”——日记中的这句话，纪德写于1888年2月18日。
1889年7月20日，纪德借日记呼喊：“像尤利西斯那样，做过壮丽旅行的人多么幸福！”
纪德的青春时光，有太多融于阅读。其阅读特出之处，是要找特定情境，作为阅读背景。“通过德国文献学家读索福克勒斯。在隐修士的修室中读柏拉图。读欧里庇得斯要有肖邦音乐的伴奏，读忒奥克里托斯则选在小溪边，而读萨福却要在悬崖的岩石间。”

按：
我笔力不足以扣住流逝的日子之万一，只能做一些愚笨的重复性劳动，以确认自己不曾完全辜负时光。
年少时读书，最惬意的是午后在树上独自欣赏日落的时分。其他时候，就像疲累已久的人，哪里都能睡下去。在挥洒汗水的时候，读书让我短暂忘记加之于身的辛苦。

作者: 春浅 时间: 18-12-2020 18:23

2020.12.18  墨尔本  阴转晴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梁思成：“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计”》
（《梁》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年4月第1版）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早几天，1945年3月9日，梁思成写信给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居室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需要之一......与民生息息相关......战后之迅速工业化，殆为必由之径，生活程度随之提高，亦为必然之结果，不可不预为准备，以适应新时代之需要也。”
其言之“预为准备”，就清华大学来说，主要指在清华工学院开设建筑学课程，成立建筑系，尽快为新时代培养建筑人才。
其时之中国高校，仅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家有建筑系。清华大学工学院已设立十年，梁思成对母校成立建筑系已期待多年。
抗战胜利在望，他看到机缘将至，在信中说：“抗战军兴以来，各地城市摧毁已甚，将来盟军登陆，国军反攻之时，且将有更猛烈之破坏，战区城市将尽成废墟，及失地收复之后，立即有复兴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由光明方面着眼，此实改善我国都市之绝好机会。举凡住宅，分区，交通，放空等等问题，皆可予以通盘规划，预为百年大计......使民安居，然后可以乐业，为解决将来之营国筑室问题计，专门建筑人才之养成实目前亟需注意之一大问题。此项责任，我母校实应挺出负担，责无旁贷。”
时隔半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梅贻琦即同意成立建筑系，并任命梁思成为系主任”。谁知拳脚未展，即逢内战。待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梁思成就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又谁知宏图方绘，就遇强拆，梁思成徒呼奈何，留下“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断语并遗言。

五十年后，他当年直斥的“你们”似乎没有后悔，倒是把他的故居也拆了。

按：
看着商业化仿古风充斥各地，不能不嗤之以鼻。

作者: 春浅 时间: 19-12-2020 10:23

2020.12.19 墨尔本阴

《晴耕雨读》上辑诗书丧，犹有舌
《李璜：“翻开书，好好用功罢！”》

李璜晚年写自述，说到出生年份，不说“1895年”，只说“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说到月份，只说“李鸿章被迫去日本商定马关合约的同一个月”。这种特殊表达，由其所处时代和内心感受所决定。其中的内涵，自然是转折性历史事件提出的民族存废、国家兴衰命题，以及历史变局对其一生的决定性影响。
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了这一个强大的刺激作用，久如一塘死水的中国整个社会才动荡起来，引起此后一直不断的社会及政治的变化。我便自童年起，即生活在这个变局之中，自少以至于老，直到今天，变犹未已。”

“蜀道难”，古往今来如此。四川随中国进入变局，“难”处亦变，传江下游航运开通后，新书报输入，留学生来去，新思潮进入了夔门，辛亥之前已影响到李璜的早年求学。
回忆当年，李璜说：“当时成都士风已变，青年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敢违亲旨，而私自逃往上海北京读书者，在成都，已成为风气。”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以最后通牒强迫我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这一件事，在我个人情绪上发生了甚大的刺激作用”。

1920年初，李璜到巴黎大学深造。他选了知名教授的社会学和近代政治史作为专修。因在社会学课中得到了老师的更多指导，李璜觉得自己得到了门径，并深入其中，窥其条理，思其道理，渐次得道。据他回忆，有位老师“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方法去分析每个半开化民族的宗教仪节或文明民族的早期宗教观念，用来比较讨论。他要每个学生各选一题，照其所讲方法来自省分析。于是我选择中国西南夷中的苗子民族的风俗信仰，特别将贵州、云南、四川这三省的省志与若干县志中所描述的苗人生活钩稽出来，并用临近其他夷族如摆夷与番人之类生活信仰来相比较，写出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为老师大为赞赏，批准给李璜一纸证书，该证书又使他得到了巴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的注意，成了该院的义务助教。

一介书生，问政之余，未忘问学，为后世留有《法国文学史》《学钝室回忆录》《欧洲远古文化史》《法国汉学论集》等著作。

按：
书生生于乱世当何以处之，李公堪为一典型。其与曾琦，左舜生合称“中国青年党三巨头”，宣传“国家主义”，在法国时即与周恩来等“勤工俭学”的共产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且随之回国追击国际共产党及斯大林赤化之“马列主义”，周旋于国共之间。49年后，李璜先赴香港任教，后赴台湾，曾任总统府资政，1991年以96岁高龄辞世，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张冠生这几本书中一个显然的关注是民盟人物，有从国共之外重读近代史的用心吧。

作者: 春浅 时间: 20-12-2020 15:52
本帖最后由春浅于 24-12-2020 11:44 编辑

2020.12.20  墨尔本晴

《纸年轮》一九三零年代丙辑
1930年  《进步与贫困》

该书作者佐治（Henry George，1839——1897），出生于美国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十几岁时辍学，青年时当过水手，后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进入《旧金山时报》当排字工人。据说他研究过中国苦力问题。若属实，贫困课题最迟在当时已入其心志，并有初步的素材准备。
1870年代，佐治在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中游历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爱尔兰及国内纽约、旧金山等地。他深感物质进步没有缓解贫困，为此撰写《进步与贫困》。书稿完成后，没有人愿意出版。佐治对自己的著述非常自信，于1879年在旧金山自行印刷。后来有出版商接受了此书，出版后果然风靡一时。
该书绪言中，佐治对其中心论题作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经济革命虽然使生产力上升，但它并不是在底部对社会结构起托举作用，把社会整体抬高，反而“像一个巨大的楔子，在社会的中部穿过去。那些在分裂点以上的人们处境上升了，但是那些在分裂点以下的人们被压碎了”。
正文中，更有直抒胸臆的段落：“我们犁新田，我们开新矿，我们建设新的城市......我们以铁道来缠地面，以电线来网空气；我们在知识之上添知识，在发明之后利用发明......可是......发财的阶级更发财；穷困的阶级更依赖；被雇人与雇主之间的鸿沟更宽；社会上的贫富之隔日见显著。”
据资料，该书最早由加拿大传教医师马林（Macklin）以《以地租征税论》等题目节译成中文，刊载于1894年12月七十一期《万国公报》等处。后由廖仲恺译出部分章节，以《进步与贫乏》为题，刊载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1930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收入樊弘译的《进步与贫困》全译本。
孙中山读过《万国公报》上的译文，推崇该书。廖仲恺认为，《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该书译者樊弘，校者陶孟和，均有北京大学任教经历。樊弘早年曾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陶孟和是该所创办初期的主事者，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极有个性。

按：
  文中所言陶孟和极有个性事，举例1948年中央研究院南迁台湾，陶坚决反对并于《大公报》发文严词批评将文物、图书搬到台湾，呼吁“运回”。其所主事社会调查所图书资料等皆留在了南京。陶于1960年因病去世，49年后声名不显。

作者: 春浅 时间: 21-12-2020 17:28

   2020.12.21  墨尔本  晴

《纸声远》  下篇
《司徒雷登：“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特别任务”》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  司徒雷登著，陈礼颂译  黄山书社  2009年7月第1版）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50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事神职教育，二是参与核心政治。教育之事，他做得很早，为期很久，辛亥革命前就开始了，从传教到办学，从杭州育英书院到北平燕京大学，持续30多年，直到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政治之事，则参与很晚，历时短暂。从抗战胜利后重获自由，到毛泽东写文章道“别了”，只有几年时间，大概是其办学时长的十分之一。
晚年的司徒雷登回忆往事，该能更深感受到历史的韵味。在中国，办学校，搞教育，他做了很长时间，只缘于一个简单的启动条件——他是个美国牧师，中国接纳他来做文化交流。最终，依胡适先生的说法，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教育传教士”，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特使，参与国共调停，只做了短短三年，却需要时代为他准备一个足够宽广的世界舞台，酝酿一场党派政治角力的东方大戏，他才出场，便成为悲剧英雄。胡适深度理解这位英雄，为其回忆录写“引论”时，和司徒雷登站在一起，批评美国政府未能尽责。

1949年，是司徒雷登告别中国的年份。他在回忆录中说：“1948年底，中国政治的一种体制和传统走到了尽头。”
8月2日上午，司徒雷登一行乘坐美国飞机飞离南京，告别中国。
半月之后，毛泽东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发表于8月。

按：
“中国政治的一种体制和传统”指的是什么呢？
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拆分并入北大和清华，还有一部分去了香港共建了崇基学院，后与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燕园被北大作为主校区，燕大不存近70年了，读中国近代史，无论史事或人物，燕大的名字却时常浮现。

作者: 春浅 时间: 22-12-2020 23:04

2020.12.22  墨尔本  雨

《锦书来》  上辑  把我的心地澄清
《林徽因：“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
（《此去经年》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年1月第1版）

1927年2月6日，林徽因在美国费城写信给胡适，想请他从纽约到费城，为“彭校新创的教育会”作讲演。信中说，这个会和讲演本来“极不要紧”，只因她十分期待和胡适“聚会晤谈”。实在不行，她要争取去纽约见胡适。
林徽因的急切，在信中表达得很充分，她说：“我这两年多的渴想北京和最近惨酷的遭遇给我许多烦恼和苦痛。我想你一定能够原谅我对于你到美的踊跃。我愿意见着你，我愿意听到我所狂念的北京的声音和消息，你不以为太过吧？”
他乡遇故知的宝贵，也许就在偶然、短暂，可遇而难求。欢叙过后，各有其事，终要分别。续谈只能靠笔，靠纸，靠书信。林徽因算着下次和胡适见面的可能时间，是“大约还有一年半”——半年后，胡适将回国，她还要“在留美国一年”。
林徽因的情感生活及影响，涉及当年多位名流，错综微妙，热望与失望，理解与误会......难与外人道，却愿意对胡适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讲。
1927年3月15日，林徽因写信给胡适说：“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问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按：
本篇后半写徐志摩空难后日记书信的处理引起的林徽因与凌叔华之纠纷，篇末借林写给胡适的信说“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大方点才好。”——想到张兆和捧着沈从文的信告到校长胡适处......老胡的好人缘是有原因的吧。

作者: 欧阳京 时间: 23-12-2020 09:43
请问版主，
这个三个抬头分别是什么？与其下的文字有什么关系？

《锦书来》上辑把我的心地澄清
《林徽因：“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
（《此去经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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